(五)西安事變——成功用間,二次附體
西安事變,指發生於1936年12月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蔣介石的兵變。
按照中共的教科書,西安事變是張、楊逼蔣抗日的「兵諫」,邀請中共代表周恩來赴西安商討事變善後事宜,在全國各界的調停下,事變和平解決,結束了十年內戰,促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成為扭轉中國危局的關鍵。中共把自己描繪成一個顧全大局、愛國抗日的紅臉。
越來越多的資料揭示出,西安事變前夕楊虎城、張學良身邊已聚集了許多共產黨的特務。地下黨員劉鼎,經宋慶齡介紹到張學良身邊。西安事變發生後,毛澤東表揚說:「西安事變,劉鼎是有功的。」而楊虎城的身邊,夫人謝葆真直接就是共產黨,在楊的軍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經中共黨組織批准和楊虎城結婚的。後來官至外交部副部長的共產黨人王炳南,當時是楊公館的座上客。正是他們這些楊、張周圍的許多中共黨員直接策劃了這次兵變。
事變之初,中共的領導人很想殺掉蔣介石,以報圍剿之仇。當時中共在陝北力量已經很弱小,處於一役就可能被徹底消滅的困境,中共盡其煽、騙之能事,策動張、楊兵變。斯大林出於牽制日本避免其攻打蘇聯的需要,親自寫信給中共中央,指令不殺蔣介石,要二次國共合作。毛澤東和周恩來也看到,憑當時中共的力量絕對不可能吃掉國民黨,殺了蔣介石,共產黨更可能被趕來報仇圍剿的國民黨軍隊所消滅。中共立刻改變腔調,以聯合抗日為名,迫使蔣介石接受二次國共合作。
共產黨策動兵變在先,把蔣介石置於屠刀之下,卻又轉過身來唱紅臉,逼著蔣介石答應再次接納共產黨。中共不僅躲過滅頂之災,而且得以二次附體國民政府,紅軍變成了八路軍,再次發展壯大。中共之狡詐欺騙,不可不稱高手。
(六)抗日戰爭——借刀殺人,擴大自己
抗日戰爭爆發時國民黨有一百七十餘萬軍隊,十一萬噸排水量的軍艦,各種飛機約六百架。共產黨加上1937年11月改編的新四軍,總數仍沒超過七萬人,內部還爭權分裂,已弱小到只需一戰便可根除的程度。中共知道,如果把隊伍拉出去跟日本人打仗,一個日軍師團也打不過。中共的眼裡,領導權而不是民族存亡,才是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心問題,於是策劃了「在聯蔣過程中必須為爭取領導權而鬥爭,但這只能在黨內講,並在實際工作中實現」的方針。
九‧一八事變後,中共所為是和日本侵略者互相配合、併肩作戰。在滿洲事變宣言中,中共號召全中國人民「在國民黨的統治區域,工人罷工,農民騷動,學生罷課,貧民罷業,士兵嘩變」,推翻中國政府。
共產黨高舉抗日大旗,卻只在後方收編地方軍和游擊隊,除了平型關等幾個屈指可數的對日戰鬥外,共產黨無抗日戰績可言,只是在忙於擴大地盤,在日本投降時搶著受降日軍,把自己擴充成號稱擁有九十餘萬正規軍和兩百萬民兵的強大力量。抗日的正面戰場則全留給了國民黨軍隊,國民黨戰死疆場的將軍二百多人,共產黨的指揮官幾乎毫無損失。中共教科書一再告訴人民,國民黨不抗日,是共產黨領導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七)延安整風——開創令人聞風喪膽的整人模式
用抗日的名義吸引了無數愛國青年來到延安,在延安用整風迫害了成千上萬的革命青年。中共在建政以後把延安描繪成「革命聖地」,卻不講延安整風的罪惡。
延安整風運動是人中最恐怖、最黑暗、最殘暴的權力遊戲。以整肅小資產階級毒素的名義,黨清洗著人的文明、獨立、自由、容忍、尊嚴等價值。整風的第一步,是建立每個同志的人事檔案,包括(1)自我概述,(2)政治文化年譜,(3)家庭成份與社會關係,(4)個人自傳與思想變化,(5)黨性檢討。
在檔案中要交代你出生以後所有認識的人,發生的事,發生的時間、地點,反覆地寫。發現有遺漏,就定成問題人物;還要交代參加過的所有社會活動,特別是入黨的經過。重點交代參加活動過程的所思所想。最關鍵的是黨性檢討,主要瞭解在思想意識上,言論上,工作態度上,日常生活上,待人接物上,是否有反黨性的行為。以思想意識為例,要檢查入黨、入伍後是否計較個人利益,是否借黨的工作達到私人的目的。對革命前途是否動搖過,或者戰鬥怕死,想家想老婆。因為沒有客觀標準,每個人都被發現有問題。
審查幹部使用逼供信,清理內奸,必然產生無數冤假錯案。整風時代的延安,被稱作是一座人性的煉獄,傷害了大批幹部。抗日軍政大學進駐了審幹工作組,兩個月的赤色恐怖,即席坦白,示範坦白,集體勸說,五分鐘勸說,個別談話,大會報告,抓水蘿蔔(外紅內白)。照相,是把人一批一批弄上台讓大家看。面不改色者,就沒有問題,否則就是嫌疑分子,審查對象。
連共產國際的代表都受不了,說延安的情形令人喪氣,人們不敢與他人交往,各懷鬼胎,人人流露出緊張和恐懼,每人都不敢為真理及為被誹謗中傷的朋友辯護,只求保住自己的性命,惡棍因阿諛平步青雲,侮辱同志、自我羞辱成為延安生活的特性。人們快瘋了,大家都但求保住生命和飯碗,榮辱尊嚴、同志間的愛都被拋棄得一乾二淨。人們不再表達自己的意見,而是背誦黨領袖的文章。這一套做法幾乎不做任何改動,就可作為共產黨中國成立後大小運動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