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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共產黨邪教的生存法寶——殘酷鬥爭
共產黨一貫強調黨員對黨的絕對忠誠，強調組織性和鐵的紀律。中共的黨員入黨必須宣誓：
「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產黨，擁護黨的綱領，遵守黨的章程，履行黨員義務，執行黨的決定，嚴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對黨忠誠，積極工作，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見中共黨章第一章第六條）
共產黨把這種獻身入教的精神稱之為「黨性」。它要求一個共產黨員，必須隨時準備放棄一切個人的理念和原則，絕對服從黨的意志和領袖的意志。要你為善就為善，讓你作惡就作惡，否則就達不到黨員的標準，就是黨性不強的表現。
毛澤東說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就是鬥爭的哲學」。對黨性的培養和維持，靠的是週期性的黨內鬥爭機制。通過不斷發動的對內對外的殘酷鬥爭，共產黨一方面消滅異己，製造紅色恐怖，一方面不斷清理黨的隊伍，嚴肅家法教規，培養黨員的「黨性」，增強黨組織的戰鬥力。這成為共產黨保持其生存的一個法寶。
毛澤東是中共領袖中最善於利用這一黨內鬥爭法寶的大師，其鬥爭方式之慘烈，手段之卑鄙，早在蘇區時期就已經顯露出來。
1930年，毛澤東在江西蘇區搞了一場大規模的革命恐怖浪潮--「肅AB團」，幾千名紅軍官兵和根據地內的黨團員及普通群眾慘遭殺害。這場事變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蘇區的權威剛剛建立，卻遭到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挑戰，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違抗自己權威與意志的有組織的反對力量，不惜採用極端手段鎮壓被他懷疑為異己力量的黨內同志。毛澤東為了造成一個肅「AB團」的大氣候，不惜首先拿跟隨自己的嫡系部隊開刀，於11月下旬至 12月中旬在紅一方面軍迅速發動「快速整軍」──其主要內容就是在師、團、營、連、排成立肅反組織，捕殺軍中地富出身的黨員和牢騷不滿分子。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在四萬多紅軍中肅出四千四百餘名「AB團」分子，其中有「幾十個總團長」（指「AB團」總團長），這些人都遭處決。
蘇區肅反 （大紀元資料室）接下來毛反手開始整治蘇區的異己力量，在1930年12月指派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兼肅反委員會主席的李韶九代表總前委，到達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將省行委和紅二十軍八個主要領導人段良弼、李白芳等人予以逮捕，施用「打地雷公燒香火」等多種刑法，被打者「皆體無完膚」、「手指折斷，滿身燒爛行動不得」。據當時資料記載，被害人「哭聲震天，不絕於耳，殘酷嚴刑無所不用其極」。12月8日，李白芳、馬銘、周冕的妻子來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當作「AB團」抓起來，被施以嚴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燒身，燒陰戶，用小刀割乳」。在殘酷的刑訊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萬邦、劉敵、周冕、馬銘等「是AB團首領，並供出紅軍學校有大批AB團」。12月7日至12日晚，在短短的5天時間裏，李韶九等坐鎮富田，厲行肅反，抓出「AB團」120多名，要犯幾十名，先後處決40餘人。李韶九等的殘酷行動終於引發1930年12月12日震驚蘇區的「富田事變」。（見高華的《毛澤東在江西蘇區「肅AB團」的歷史考察》）
毛澤東靠著鬥爭學說和實踐，從蘇區到延安，逐步謀取和奠定了其黨內絕對領導地位。建政後，這種黨內鬥爭仍然繼續。例如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搞突然襲擊整掉彭德懷，與會的中央領導們沒有一個能不表態過關的，僅有的幾個敢於發表或保留自己意見的，統統被整成了彭德懷反黨集團。到了文革時期，中央的老幹部們一個接一個的被整治，竟然都束手就範，哪個敢對毛澤東哼一聲？共產黨一貫強調對黨的忠誠，強調組織性和鐵的紀律，強調對教主領袖的絕對服從。這種黨性，就是這樣在接連不斷的政治鬥爭中培養和鍛練出來的。
曾經做過中共領袖的李立三，在文革中被整治的走投無路，68歲的人，還要每月平均被批鬥7次以上。他的夫人李莎作為「蘇修」特務處理，早已投入監獄，音訊全無。他在別無選擇的絕望中，吞下大量的安眠藥自盡。李立三在臨死前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真正反映出一個共產黨員死到臨頭也不敢放棄的「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