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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文章的作者叫巫小詩，文章發表在2015年11月19日的《共識網》，標題是：「在臺灣，慢下來」。
巫小詩寫道：如果讓我用一個字來形容臺灣，我想是「慢」。「慢」在這裡絲毫不是懶散低效之意，而是，整座城市、整座城市的人，似乎都不那麼著急，不急著去趕車、不急著去賺錢、不急著去證明自己。
巫小詩說：如果在大陸，4、50歲的大學教授，騎著機車來學校上課，這種場景是讓人無法想像的，會感覺窮酸和很不嚴肅，但是在臺灣，這並不難見，因為機車實在太方便了，輕巧自如，找停車位也不麻煩。
教授騎著機車，也絲毫不會覺得丟臉，遇見打招呼的學生，他也開心地說「嗨」！感覺臺灣人沒有那種「我都是中年人了，我還開機車，不是開小汽車，我過得好糟糕，我賺的錢不夠多……」的負面情緒，他們給我的感覺是「別人開小汽車是別人的生活方式，我這樣的生活方式也很幸福。」
臺灣人他們真的不急著賺錢，他們享受當下的生活方式，怎麼舒適怎麼來，而急著賺錢急著成功這種事，在臺灣沒有生長的沃土。
巫小詩發現，在臺灣，自己也變得慢下來並且感到慢下來很好。她說：在臺灣的半年，我整個人慢了下來，不急不慢地趕車、心平氣和地看海、對未來不憂愁也不懼怕，原來生活也可以這樣，生活應該是這樣。
另一篇文章發表在2016年2月16日的《澎湃網》，是一篇採訪，受訪者名叫富婷，標題是：「回到臺灣受不了別人很慢」。
富婷來自臺灣桃園，從2007年就來到上海，擔任一家公關公司的高管，打算長期留在上海發展。多年的上海生活，讓她習慣了海派快節拍，回到臺灣時，竟然有些不適應親朋們的「小確幸」慢生活。「小確幸」是臺灣流行語，意思是「小而確定的幸福」。
富婷說：臺灣這些年的價值觀不一樣了。身邊的人更加偏重生活質量。我回到臺灣和朋友說：我好累，他們不理解，為什麼不能選個朝九晚五的工作？
富婷發現，大陸這邊競爭太強。臺灣不一樣，小朋友唸書都是差不多的學校，如果不是那種很誇張的媽媽，念公立小學就好，不一定要擠進明星學校。臺灣經濟體量可能非常小，企業也不大，但如果人不想著買跑車，還是可以過得很舒服。
在臺灣，以前我們大學畢業時，大家要搶著去最大的公司，但現在不那樣了，大家想平平淡淡地過。富婷說：我回到臺灣，受不了別人很慢，我妹妹就勸我要慢下來，比如洗頭不只是洗乾淨，還要享受按摩，要聞聞味道，聊天吃飯要慢慢吃。我在上海時耐性少了一些，在臺灣反差就比較明顯，大家願意慢慢聽別人怎麼講。
把這兩篇文章對照起來看，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那就是，在今天，大陸的生活節拍比臺灣快，大陸人的物質慾望比臺灣人強。但這只是現在，以前並不是這樣。
大陸著名作家蘇曉康在1989年六四後逃亡海外，89年年底，蘇曉康應邀訪問臺灣，回來後寫了一篇題為「臺灣的文化性格」的文章。
蘇曉康在文章裡寫道：「1989年六四以後，我逃出中國大陸，從歐洲轉道去臺灣，驚訝地發現，同老氣橫秋的歐洲相比，臺灣要朝氣蓬勃得多，整個社會都在打拚，商人們在拚世界市場的訂貨，政客們在拚選票、席位，報業在拚發行量，老百姓也在拚股票，一切都以數字計算，到處充滿著機會，每天都有大批人從臺北湧向歐美、日本，去尋求第一流的新知，最快地掌握世界各種消息，東京的股市、巴黎的時裝、紐約的流行歌排行榜，都成為人們的常識...」。
「一位電腦工程師告訴我，他幾乎每個月都要跑東京，否則就會落伍，另一位中小企業主更向我誇耀：全世界期限最短的訂單是90天，只有臺灣敢拿，我也到高雄加工出口區去參觀，那裡的廠家訴苦說：如今月薪1萬臺幣已經招不到小姐（女工）。」
「當然，人們在打拚之餘，就要到各種酒廊、餐廳、卡拉OK、三溫暖去消遣。據說，臺灣XO的銷售量世界第一，又據說，臺灣每年要吃掉一條高速公路……有人說，臺北人口100萬，卻有500萬輛小汽車……拚得起也玩得起，拚在今日也玩在今日，這是今天臺灣的性格，臺灣發達不過是近20年的事，有人說它有暴發戶的性格，即功利、短視、及時行樂，我以為，這種說法雖然不錯，但只是依據著傳統的眼光看臺灣，臺灣正處在一個噴發的上升期。」
說明，當蘇曉康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他剛剛離開大陸。因此他用來和臺灣作對照的不只是歐洲，也是大陸。應該說，上世紀80年代的大陸在走出10年文革浩劫後也很有朝氣。不過在當時，大陸人更熱衷的是政治改革，是文化。
在那時，大陸人的致富衝動已經開始，但還不太強；在那時，大陸人拚經濟的勁頭還遠遠比不上臺灣人。六四事件澆滅了大陸人追求政治改革的熱情。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大陸人拚經濟的勁頭爆發出來，一直延續到今天。臺灣人一度拚勁十足，那時流行的口號是「愛拚才能贏」；但近些年來這股勁頭在退潮，現在流行的口號是「小確幸」。
這是很有意思的對比。我們可以從中引發很多深入的思考。
－－轉自北京之春
責任編輯：李世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