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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前後我在北京一家醫院內科實習，帶我的醫生人挺好，工作優秀。有一天夜班之後的清晨，他跟我講述原來在宣武醫院工作期間參與執行死刑現場對死刑犯器官摘除的經歷。其實流程不複雜，當年在宣判執行死刑之後都要通知醫院對犯人進行身體的檢查，確定血型等等。執行死刑一般都在清晨，所以醫生們帶上手術工具和藥品跟隨死刑犯的囚車出發去刑場，路上給犯人注射抗凝血的藥物，那個年代執行死刑的軍警開槍在犯人的頭部射擊，選擇的部位比較特殊，犯人雖然腦死亡但是心跳和呼吸尚存，就在犯人昏迷到死亡的這幾分鐘的時間醫生一擁而上，非常快的切腹取器官，裝進準備好的儲藏盒。那是一個陰冷的早晨，說話的時候我心情又緊張又沉重，好像親身經歷了殺人現場，其實跟我講述這件事的醫生內心也很壓抑，此後好久我都在回憶那些恐怖的畫面，揮之不去。
到了1998年，我父親因為腎結石在部隊309醫院住院（後來該醫院成立了規模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去醫院看望他的時候，聽說泌尿科的病人正在鬧，原來病房十二個患腎衰竭尿毒症的病人需要換腎，而據說第二天死刑犯槍決，有五個腎臟分配到309醫院，一個腎人民幣7萬元左右（一般一位患者換一個腎就可以活下去了）。這一夜病人和家屬都不睡覺了，與醫生吵鬧爭搶腎臟。看到他們的惡劣表現，父親深感噁心想早點出院，我又想起實習醫生的講述，覺得醫療系統也越來越沒有道德底線了。
2005年，娛樂界新聞報道了著名演員傅彪的第二次肝移植手術，當時我吃了一驚，我記得2004年他因為肝癌剛剛換過肝，怎麼時隔不到一年又換了，肝怎麼那麼多啊！幾個月後傅彪離世，喜歡他的影視作品的朋友們和我議論，深感惋惜，我說，「一個人生了絕症就是到壽了，再換肝也無濟於事，再說哪裡來的那麼多肝啊？又不是樹上結的，怎麼想換就換? 一個人就一個肝，換給了傅彪這個人就得死，難道用二個健康人的生命去換一個絕症人的生命，而且也沒有延長他的生命，這是為什麼？」朋友聽了非常震驚，從來沒有這樣想過，都覺得醫學發達了，移植器官可以救命應該是好事。那個時候，新聞裡當作醫學成就還報導了換臉，我非常厭惡這些實驗性的手術，覺得中國的醫療系統不能安心的治病救人，都在玩什麼花樣啊。
時至2006年，更令人恐懼的對大批法輪功學員群體活摘器官事件被報導出來，我一點也沒有懷疑，我的見聞足以支持我相信這些政府參與規劃的屠殺生命的殘酷事實。只是，後來進行摘取器官不用再去刑場和施行槍決的程序，現場已經和焚屍爐聯在一起，醫院就是殺人和焚屍滅跡的地方。（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