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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台灣受虐兒問題需要政府的行動支持
Q4：您認為要解決台灣受虐兒問題上，政府可以在制度上提供那些支持？
呂醫師答：
目前在台灣的社福政策上，我們通常喜歡發錢，有發現高風險家庭，然後我們給他一些錢，但這真的只能救急，不能去救真正的結構性問題。這個現實問題很難，甚至無法以很簡單的方法就去完善處理，而目前政府這個制度有很大的問題，我現在了解越來越多之後，才知道有很多的結構上的制度性問題，不只社工，包含我們醫療也是，我們醫療也有很多困難的問題，所以現在我們傾向相信家長與照顧者講的話，例如：他說小孩是不小心跌倒，然後醫師就相信了。
但後來我在美國兒童醫院參訪時，處理兒虐案我發現要看「合理性」，美國的經驗是如此，如果小孩子在這種情況下跌倒，以醫師的專業經驗來看，不會跌到腦出血，不會跌到骨折，但是如果我們傾向相信家長，所以只要家長說：「沒有、沒有！這是他自己弄的！」那我們就容易覺得沒有關係，所以錯失了保護孩子生命的那個珍貴機會，等到來到醫療時，孩子已經成為受傷害者。其實兒少保護工作有三級的防護機制，到最後第三級才是到我們這邊的醫療。
現在比較需要關注的，是這些孩子已經是被外力打到受傷，如果醫師還是覺得是意外，因此，會有許多孩子最後被當作意外處理掉了，在死亡鑑定書寫上意外，但事實真相真的是如此嗎？有時我們以醫師的專業角度來看，根本就不是意外，因為如果孩子從這麼矮的地方跌下來，不會嚴重到骨折或腦出血，但如果明顯是發生車禍，車子壓過去，那就合理解釋為什麼是重傷，但因為受傷孩子不會講話，家長或照護者不能因此亂掰個理由，尤其是孩子很小特別脆弱，現在台灣很多小嬰兒被打死的案例，直到現在還是繼續發生沒有停止，因為這些受虐的小嬰兒沒辦法表達，他根本沒辦法說，甚至有很多被虐的小孩，他被虐待到最後，就變得不敢講話，因為恐懼、害怕、或心理創傷等。
但是對於嚴重受傷的受虐兒，國外的制度是警察、檢察官與社工醫療同時一開始就用強制公權力介入調查。但是在台灣，對於這樣受虐兒事件，還是沒辦法，也有曾經社工去協助受虐兒申告，到最後還是不起訴，這無形之中也會助長台灣受虐兒問題的嚴重惡化。（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