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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化立足於市場經濟，有追逐金錢的渠道才有沉溺消費的可能。藏區向市場經濟轉型比漢地晚十年左右。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前，毛時代的政治挂帥和階級鬥爭等未退出舞台，還能壓住民族問題。從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後期，毛的一套失效，市場經濟轉型還未鋪開，等於失去舊的手段，尚未掌握新的手段，所以那時民族問題突顯，藏人的意識被重新復興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主義充填，當局只能用政治高壓加經濟援助的方式被動應對。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開始，藏區開始有了越來越多的市場化成分，當局因此獲得利用世俗化消解宗教和民族主義的手段。藏人原本躁動不安的民族抗爭一度出現消解趨勢，對金錢和利益的追逐變成主導。政治高壓只能損壞藏民族的機體，世俗化卻能腐蝕藏民族的靈魂。
然而民族衝突卻沒有因此得到解決，舊矛盾被新矛盾取代。市場經濟帶來人口自由流動和經濟自由競爭，一旦漢人移民大量進入世俗化藏地，世俗化的藏人就會出於世俗化原因再度強化民族意識，形成新的民族衝突。
新疆的市場經濟轉型比西藏早，維吾爾人的經商意識比藏人強，但是當局卻不能利用世俗化消解新疆的民族問題，反而隨市場化進程更趨嚴重。這是因為新疆漢人占當地人口40%，掌握主要資源和權力。他們從市場經濟發展之始就拿走了主要份額，占據主要機會。這裡有當局的有意為之，也有市場經濟的規律。既然新疆的市場綁在中國內地經濟體系上，漢人的語言、人脈、經營方式比當地民族有優勢，必然占上風。
市場經濟一旦有了民族區分，就不再有消解民族矛盾的作用，反而會製造新的民族矛盾。此前的民族矛盾集中於歷史和相對抽象的是非，和百姓的日常生活距離較遠，主要被民族精英關注。市場經濟的矛盾卻擺在了每個普通百姓眼前，充斥著現實生活的細節，因此能夠激發更為普遍的民族情緒。
藏地和新疆的區別在於，市場經濟發展前西藏漢人少，人口主體是藏人，因此在市場經濟轉型初期，藏人能控制較多的份額和資源，也能獲得機會和職位。待漢人大批進入西藏，開始多數是包工打工，做建築工地、蹬三輪、開飯館、養豬種菜等藏人不做的活。藏人當雇主或被服務的對象。在那種階段世俗化政策是有效的，從市場經濟中得到好處的藏人可以把民族問題擱置一旁。
然而漢人在市場競爭中一是擁有語言、人脈的優勢，文化中的逐利性也比藏人高；二是進藏漢人多有藏地漢人官員的關係，非親即友，較多得到權力的庇護和便利；三是藏地一旦開始有錢可掙，便吸引更多能量大的漢人前來，於是西藏便出現類似新疆的狀態——當地民族被排擠到市場經濟的邊緣，日益變得劣勢。這種情況下，民族矛盾必然重新激化，甚至更加嚴重，導致十年前由拉薩「314事件」引發的的抗議運動遍及西藏及各省藏區。——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