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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親是建築師，在第5個孩子出生後，因婚外情與妻子分居。格瓦拉的母親也並非傳統女性，她熱衷於女權運動，是當時率先穿長褲、抽菸、開車的新潮女性。很多資料表明，格瓦拉實際生日是1928年5月14日，寫成6月是為了掩飾其母結婚時已懷孕的醜聞。
他們一家很早就不信天主教了。到格瓦拉上學時，他們已經不去參加教堂的彌撒，並要求子女們免上宗教課程。受這個有著左翼思想的上層家庭，尤其受阿根廷共產黨黨員的姨父母的影響，格瓦拉對政治產生了興趣。上小學三年級時，他就對西班牙內戰（1936年7月-1939年4月）關心好奇，
另外，家中藏書也成了格瓦拉世界觀形成的重要來源。其母說，他愛讀波德萊爾的《惡之花》和馬拉美、魏爾倫等法國象徵派詩人的詩歌。從尼采到佛洛伊德，從聶魯達到傑克‧倫敦，從沙特到列寧，他甚至還讀了馬克思《資本論》的縮略本，紛雜變異的思想、晦暗騷動的意象，開始侵占他的頭腦。愛與性、生與死、上帝、魔鬼、幻想、神經質等話題，也頻頻出現在他的讀書筆記中。
1943年，阿根廷發生軍事政變。球隊教練問格瓦拉是否參加反對新政府教育政策的遊行。他回答，學生會被警棍打得屁股開花，要是有左輪手槍就去。與一般打著領帶、衣裝筆挺、皮鞋光亮的富家子弟不同，格瓦拉常穿著鬆垮肥大的褲子、泛黃的白襯衫，並毫不諱言一週才洗一次。
實際上，在不敬神、蔑視傳統、破碎家庭的環境下，令他更加「離經叛道」。書房裡那些令他迷戀的左傾哲學、尤其是馬列的書，「引導」格瓦拉的人生走入了可怕可悲的歧途。
學醫的格瓦拉在大學假期，遊歷了阿根廷北部的12個省。1951年，他休學一年，與好友騎摩托車沿著安地斯山脈穿越南美五國，歷時8個多月。他的《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激起一些年輕人的共鳴，遙相呼應著嬉皮浪遊的時代風潮。
他接受了馬列教義，把拉美所有貧窮不幸的根源，歸咎於資本主義本身——大企業的壟斷和後臺的美國。旅行歸來，他發出「我，已經不再是我」的感慨。
1953年，格瓦拉醫學院畢業後開始了另一次洲際旅行。從玻利維亞到達左派執政的瓜地馬拉。通過第一任妻子伊爾達，他進入了拉美左翼流亡者和激進分子的圈子，讀了更多的馬列毛的書。
他在家信中告訴父母，他會認真做個醫生，「直到我的朋友毛澤東召喚我。」在給姑媽的信裡，他寫道：「我在史達林同志的畫像前宣誓，在看見這些資本主義跨國公司消失之前，我不會停歇。」署名是：您鋼鐵鑄就的、肚子空空的、充滿對社會主義未來的信念的侄子。（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