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未救國的「五四運動」只是胡鬧而已（下）

章宗祥在場的另一朋友丁士源，則質問旁觀的警察：「學生們都動手打人了！這不叫行使民主權利！這叫行凶！你們當警察的，怎麼還不管一管？！」警察們由於上面有令，紛紛扭頭不理。好在北京市警察局長吳炳湘及時趕到，大喝一聲，學生們才轟然逃散。行凶者被抓到的，沒有幾個。

學生打人的驚人消息一出，北京衛戍司令段芝貴立即放話：「老子我要派部隊進京，嚇唬嚇唬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暴徒學生！」民國北京政府總理錢能訓聞聽後，立即反對：「中華民國的國防軍隊，是一支對外的武裝，怎麼可以用來對付自己的老百姓？！」

自然，軍隊沒有進駐北京，被捕的學生也很快被釋放了。雖然在全民輿論下，民國北京政府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撤了曹、章、陸三個親日派高官的職務，但卻並沒有解決青島問題，日軍一直駐紮在那裡，並保持了對青島長時間的實際控制。

直到1921年在由美國帶頭召開的華盛頓會議上，迫使日本簽署了旨在「保全中國領土主權完整、經濟利益各國均沾」的《九國公約》，日本才被迫同意與中國簽署《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簽約之後，日本從青島撤軍、回國，把青島還給了中國。

也就是說，青島的回歸，是民國政府利用了西方國家間的矛盾達成的，與五四運動沒有必然的關聯。

五四運動沒有任何裨益而言

民國政府和彼時北大對學生示威遊行、打砸行動的寬容，與鉗制百姓自由、對抗議的學生開槍屠殺的中共，以及恐嚇學生的北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這足以讓當下的中國人羨慕不已。

是什麼讓北大等高校的學生忘記了古人教導的「仁愛」？難道對政府的不滿就可以隨意打人？肆意放火？ 這不能不提到新文化運動和對馬列主義的宣傳。

1911年，清朝滅亡，民國成立。起初，科舉的廢除、新政的實行、立憲運動的興起、地方自治的熱潮等，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基本是正面的，中國文化的基本傳統也沒有斷裂。

具體來說，科舉雖廢除，但相對發達的民間社會給予了知識分子更為廣闊的空間。而且民國政府沒有限制民間辦學，民間還有辦報紙、辦出版社和通訊社及宗教活動的自由。換言之，知識分子成為了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在大學、報紙、出版社等，繼續傳承中華文化。在政府眼中，他們的作用主要是精神方面的，是文化和道德的先鋒。

隨著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走向獨裁以及軍閥混戰，中國走向何方成為了很多人探求的課題。其中陳獨秀於1915年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次年改為《新青年》），宣傳西方的民主和自由，批判中國的儒家思想和傳統道德，並提出東西方文化一個是舊的，一個是新的，應該用新的去改造舊的。《新青年》很快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影響了眾多的年輕人。

在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後，陳獨秀被聘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並教授文學，他遂將《新青年》遷到北京，並開始在北大宣傳馬列主義，《新青年》也刊登了不少宣傳馬列主義的文章。而在五四運動爆發的前3天，即5月1日，由中共黨員李大釗主編的《新青年》「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出版。五四運動的前夜，李大釗還發表了一篇題為〈「五一節」May Day雜感〉的文章。在文章中，他號召在慶祝日這一天採取「直接行動」。

一方面，由陳獨秀掀起的「新文化運動」衝擊了中國傳統的是非標準和價值標準，否定了傳統上中國人的信仰，並且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這使得中國傳統文化第一次遭到了徹底的否定和破壞。另一方面，對提倡暴力的馬列主義和「十月革命」的宣傳，尤其是李大釗的鼓動，影響了一部分青年人。沒有人可以保證，在五四運動中火燒趙家樓，打傷無辜的學生中沒有受到這樣影響的北大學生。

史載，「五四」第一次示威行動後的當天晚上，學生領袖們就來到北大李大釗的圖書館辦公室，向他匯報當天所發生的事件。李大釗還要求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成員，將五四運動擴大到其他城市中去。在響應這一號召的人當中，就有李大釗的學生、後來成為中共黨員的鄧中夏。無疑，中共利用五四運動，加強了宣傳，使更多的知識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從此走上了歧途。

可以說，五四運動對中國的發展毫無益處，除了給禮儀之邦的中國留下了暴力的範例，其唯一的後果就是為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提供了一個契機。正如馮學榮所言：「五四運動，除了打傷一個人、燒毀一棟房、撤了三個官、留下暴力的火種之外，沒有什麼裨益可言。」「既沒有救國，也沒有立德。一場胡鬧，僅此而已。」

而當年的大知識分子梁漱溟也曾發表社論、譴責大學生的暴力行為。他一方面覺得應該支持這樣的愛國運動，同時也提到這些學生無論出發點是什麼，還是犯法了。他說，我們這麼多年來都是在各種革命的名義之下，以大的名號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即便是我們要爭民主，或者是為了反抗西方國家，無論是在何種名義之下，也不可以侵犯人權。他表示，我們不應該在愛國的名號之下，做自己任意想做的事情，這是不對的。他提到：「我寧願這些學生去自首，去蹲他的監牢，如果政府可以特赦當然更好」，「如果我是這些學生，我寧願真的坐這個牢，因為我確實犯了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