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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中共挖角、竊密的威脅，台灣一些企業普遍採取加強內部管理機制進行應對，包括提升資訊安全保護，提高員工薪酬以及通過法律手段追訴不法行為等措施。但是，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曾建元認為，竊取台灣的商業祕密、智慧財產權是整個中共國家政策所縱容的，通過法律手段追訴往往得不到中方在法律上的配合，制裁防堵有限。
「這類案件都是中共縱容或有意的國家不法行為，所以（中共）相關的司法機關不可能去追究這些在台灣犯罪和有不法行為但對中共有功的人士。」曾建元說。
「而客觀上，由於兩岸體制、地理上的分離，也會讓這些台灣犯罪嫌疑人得到中共政府的庇護。」曾建元表示，「哪怕在台灣有重大犯罪的人，只要能給中共帶去有經濟好處的資金或其它，中共都不會去管他是否來源合法。所以，在台灣有重大經濟罪犯、違法和有債務的人在大陸都逍遙法外，而且經營有成。」
另外，對提高薪酬的措施，曾建元也認為不能收到好的效果，「中共用高新對台灣的挖角是刻意地讓台灣到大陸去的人『突破基本界限』」。
曾建元認為，從上世紀90年代兩岸開放交流開始，雖然台灣的智慧財產權和商業祕密遭到竊取的情況嚴重，但基本上沒有讓台灣相關的產業被大陸後來居上，「是台灣的企業在不斷地自主研發，有更高階的技術來支撐公司進一步營運的利潤。」
不過，曾建元也強調，企業內部在建立自身的資訊安全商業管控及保護的機制外，還要從教育方面去提醒，「就是人的職業倫理和對國家的忠誠」。
與國際合作遏制中共
台灣官方數據顯示，竊取晶片技術案件數量僅在2017年就發生21件。《華爾街日報》報導指出，就最近10件有關竊取技術的起訴案中，有9件被點出與中共有關。
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RAM）廠南亞科的總經理李培瑛2月承認，公司約有50名高階技術人員遭大陸挖角；台塑企業總裁王文淵4月透露，近1、2年台灣半導體業被大陸挖角情形嚴重，「被美光併購的華亞科跑更多，約400多人」。
曾建元說，中共對台灣各個公司、廠商商業上的滲透和偷取商業機密非常嚴重，但台灣在商業洩密方面的處罰不是很嚴厲，法律上的防範及威懾效果都不大。他認為，台灣政府要防堵中共應從2方面著手：
第一，在法律方面加強立法的力度、強化法則以及執法的專業性。他說：「涉及到高科技產業的犯罪，司法單位必須有相應的知識才能夠有辦法去發掘這些犯罪，這個是國家在司法方面通過相關法治的健全以及司法人員專業能力的提升來強化法律上的保護。」
第二，在政策上，與歐美日國家和國際大廠在政治上建立共識，透過市場的機制抑制不法廠商。他認為：「台灣政府把手中掌握的有不法紀錄的大陸廠商資料去提醒台灣的廠商不要去合作，也提醒國際的大廠不要與惡名昭彰的大陸廠商合作，這也許是台灣政府能夠去扮演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