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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把媒體當作宣傳洗腦工具來看待。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中提出了「宣傳工作」的概念，並要求成員要「具有革命毅力並努力進行宣傳工作」。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文章中也經常使用「黨的陣地」、「黨的喉舌」、「政治中心」、「輿論工具」等來表達媒體的性質與功能。
列寧利用媒體作為宣傳、鼓動和組織革命的工具。他創立機關報《火星報》、《真理報》進行革命宣傳鼓動活動。蘇共奪權後，很快就使用媒體對內進行政治洗腦，控制本國人民，對外進行形象宣傳與革命輸出。
中共同樣把媒體當成專政的輿論工具、黨和政府的喉舌。中共深知「槍桿子、筆桿子，奪取政權、鞏固政權就靠這兩桿子」。媒體宣傳與槍桿子一樣，是中共奪權和統治的重要工具。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的祕書胡喬木就提出「黨性第一」的原則，說黨報「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論文、每條通訊、每個消息……中都能貫徹黨的觀點、黨的見解」。
中共建政後，嚴格控制壟斷所有的電視、廣播、報紙、雜誌、後來的互聯網等媒體，把它們當成灌輸共產黨意識形態和洗腦的工具，打擊異己、威嚇大眾，扭曲掩蓋真相。媒體被嚴格審查，媒體人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如果記者膽敢表達不同意見，等待他們的是非常淒慘的下場。被審查的不僅包括官辦喉舌，個人在公開的網頁或私下的群落中發言都被監視。
有一句話很形象地描述了媒體在中共統治下的角色：「我是黨的一條狗，蹲在黨的大門口，黨讓咬誰就咬誰，讓咬幾口咬幾口。」其實，這何止是咬幾口的問題，每次政治運動，都是輿論先行，用謊言煽動仇恨，再配之以暴力、殺戮，媒體成為殺人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比如1989年「六四」期間，中共聲稱學生是「暴徒」，冠冕堂皇動用軍隊「平暴」，「六四」屠殺後，又稱「軍隊未向任何人開槍，天安門廣場沒有任何傷亡」。在鎮壓法輪功時，當局炮製了所謂「天安門自焚事件」嫁禍法輪功，在全世界挑起仇恨，把迫害進一步升級。
中共各級黨委一把手極其重視宣傳工作，宣傳工作隊伍極其龐大。截至2010年底，中國全國宣傳文化系統在編工作人員有130多萬人；其中，省地縣三級宣傳部約5.6萬人、地方宣傳文化單位約120萬人、中央宣傳文化單位約5.2萬人。而這尚不包括數量龐大的負責網絡輿論監控與操控的網絡警察、版主、輿情評論員和其它以各種形形色色身分參與宣傳工作的人。
共產黨當政的國家無一例外地耗費大量的資源來操控媒體。經過共產邪靈多年經營，共產國家媒體一言堂式地為極權政黨當喉舌，欺騙、毒害世人無所不用其極，無需贅言。
2. 西方媒體是共產黨滲透的重災區
在上世紀共產黨陣營與自由社會的對峙中，共產邪靈一直在千方百計滲透自由社會，而對西方國家媒體的滲透是其最重要的環節之一。鑑於美國媒體對全球的巨大影響力，本文以美國為重點闡述共產邪靈對媒體的操控。
蘇俄篡政後，派出間諜打入西方媒體，或拉攏西方國家內部的共產主義同路人、同情者，試圖掌控西方媒體話語權，為共產政權暴君唱讚歌，為暴政塗脂抹粉，在人們不知不覺中顛倒是非、造假宣傳，甚至直接或間接誤導西方政府要員，影響政府決策，做出有利於蘇俄的政策和決定。
研究發現，很多前蘇聯克格勃指派的媒體間諜直接服務於美國有名望的大媒體，如惠特克‧錢伯斯（Whittaker Chambers）、約翰‧斯科特（John Scott）是《紐約時報》的編輯，勞特巴赫（Richard Lauterbach）、萊爾德（Stephen Laird）服務於《時代》雜誌等等。他們藉助其大媒體記者身分來往於政要、名人及各國首腦之間，不僅盜竊各種情報，也影響了包括戰爭、經濟、外交、政治等很多重要事務的決策。
《紐約時報》駐莫斯科記者瓦爾特‧杜蘭蒂（Walter Duranty）曾做過很多有關蘇聯的重要報導，並以其13篇系列蘇聯報導而獲得1932年普利策獎，但美國前共產黨人勒夫斯頓（Jay Lovestone）和知名記者艾爾索普（Joseph Alsop）都認為杜蘭蒂是蘇聯祕密警察部門的間諜。
杜蘭蒂在有關1932~1933年前蘇聯烏克蘭大饑荒的報導中隱瞞真相，矢口否認該饑荒餓死幾百萬烏克蘭人民的事實，他聲稱：「任何說蘇聯今天有饑荒的報導都是誇大其辭或惡意宣傳。」對於其虛假報導的危害，英國著名歷史學家、蘇聯史權威學者康奎斯特 （Robert Conquest）在其經典著作《悲傷的收穫：蘇聯集體化與恐怖饑荒》（The Harvest of Sorrow）中這樣寫道：「作為當時世界上最知名的報紙的最知名記者，杜蘭蒂對大饑荒的否認被當成了真理。他不僅欺騙了紐約時報的讀者，而且因為報紙的聲望，他也影響了無數人對斯大林和蘇聯政權的看法。他毫無疑問影響了當時新當選的總統羅斯福對蘇聯共產政權的承認。」（未完，明日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