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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選擇性報導：每天世界上發生成千上萬的事件，哪些事件進入大眾的視野和意識、哪些湮滅無聞，幾乎完全取決於媒體的選擇。在這個意義上，現代媒體擁有巨大的權力。由於大批媒體和媒體從業人員受到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影響，在其報導中越來越多地滲入意識形態色彩。在媒體報導中，各種左傾思潮成為主調，如「社會公正」、「平等」、女權主義等被大幅正面報導，而對共產主義的罪惡則輕描淡寫。前美國眾議院議長金里奇（Newt Gingrich）曾批評左傾媒體對共產主義有好感，他們拒絕面對馬克思主義無窮無盡的慘無人道的記錄，常常為馬克思主義開脫。
選擇性報導大體有三類情況。第一，對事件的選擇，即只報導或者主要報導那些有助於引導讀者接受左傾意識形態的事件。第二，對事件背景的選擇，即不是全面報導事件的前因後果，而只報導有利於證明左派意識形態的部分背景。第三，對評論的選擇，即只引述有利於證明左派意識形態的個人或團體的觀點，而對相反的觀點輕描淡寫。上文引述的《向左轉》的作者格羅斯克羅斯寫道：「每一個因寫出來而犯的錯誤，都對應著數百甚至數千因不寫而犯的錯誤──也就是記者選擇那些只有一派政治勢力願意提及的事實和事件。」
其二，設置議題（agenda-setting）：上世紀60年代，媒體研究者提出一個影響深遠的理論，即媒體設置議題的功能。伯納德‧科恩（Bernard Cohn）的表述簡明扼要：媒體「也許無法左右人們對問題怎麼想，但可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讀者想什麼問題」。也就是說，媒體可以通過報導的數量，或持續跟蹤某一類事件等手段，強調某些問題的重要性，同時淡化另外一些同樣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問題。變性人權利等只有小眾關心的問題成為媒體關注的熱點，就是媒體設置議題的成功範例。另外，全球暖化成為媒體和政界關心的重大問題，是媒體和其它政治力量長期綜合運作的結果。
其三，使用誤導性思考框架（framing）：有些事件影響太大，媒體無法視而不見時，就使用誤導性思考框架，搶占對這些事件的解釋權。上世紀60年代的性解放運動和福利國家政策加速了家庭的解體，加劇了貧困和犯罪等現象，但左派利用媒體、好萊塢等，塑造堅強、自立的「單親母親」形象，掩蓋了其背後真正的社會問題。在一些媒體甚囂塵上地對「白人至上」的譴責，把一些少數民族經濟社會地位低下說成是制度性歧視的結果，這些都可以說是媒體和其它政治力量通力合作的結果。
使用誤導性思考框架的具體表現之一是報導時主題先行，記者或者編輯預先有對問題的既定態度，記者在撰寫新聞時，不是從事實提煉出故事和觀點，而是反其道而行，主題先行，把新聞事件像橡皮泥一樣捏成自己需要的樣子，用來證明自己的成見。
其四，用「政治正確」進行自我審查：政治正確是魔鬼的思想警察，對大眾媒體的控制最為嚴密。很多媒體都有成文或不成文的「政治正確」手冊，規定哪些問題可以報導、哪些問題不能報導，或者只能按照某一種口徑報導。由於有所謂「仇恨言論」的立法，歐洲媒體不敢客觀報導移民犯罪，儘管移民犯罪已經成為巨大的社會問題，威脅著這些國家的安定。美國媒體對移民犯罪也三緘其口，不願提及犯罪者的移民身分。
其五，貼貶義標籤降低保守派影響：研究者發現，自由派媒體出於「平衡報導」的需要，不得不引用保守派人士或者保守派智庫的觀點，但是在引用其觀點時，一般都會加上一個標籤，如「保守派」、「右翼」、「宗教右翼」等等，暗示他們的觀點是出於其保守的意識形態，因此是有偏見的，甚至是不可信的。而引用自由派人士或者自由派智庫的時候，他們往往使用中性的或者具有肯定意義的頭銜，如學者、專家等等，暗示他們的觀點是中立、客觀、理性、可信的。
其六，創造「政治正確」語言，潛移默化影響人的思想：西方媒體和左派政界、學術界聯手創造出一整套政治正確的語言，這些詞語的數量極其龐大，被媒體多次重複後，進入讀者、觀眾的潛意識當中，潛移默化地影響公眾對社會的認知和理解。
左傾理念一旦形成，它會表現在社會的方方面面。《紐約時報》2008年10月14日的評論《聚光燈下盡是自由主義理念》（Liberal Views Dominate Footlights）開篇就說：「在大選期間，紐約的劇院觀眾可以看到大約十幾個過度政治化的戲劇，從伊拉克戰爭、華盛頓的腐敗、女權主義到移民。但這裡你看不到保守主義者的觀點。」
這種政治理念也會反映在選舉中。自由派政治候選人得到更多的正面媒體關注，傳統派被變相打壓。格羅斯克羅斯的研究發現，在華盛頓特區的記者有93%會投票給民主黨，而只有7%投票給共和黨。而這些記者的報導和媒體上各路「專家」的分析，深刻影響了選民的投票。格羅斯克羅斯計算，如果媒體真的能夠客觀公正地報導大選，2008年共和黨候選人馬侃就會以56%對42%擊敗民主黨候選人奧巴馬，而結果馬侃反而以46%對53%輸掉了那場選舉。（未完，明日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