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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環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對環境的態度一脈相承
在東西方信仰正教的人看來，人是神仿造自己的形象造的，人的生命也因此具有了高於地球上其它生命的價值和尊嚴。同理，自然環境也是神給人創造的，人有愛護自然環境的義務；自然環境為人而存在，而不是相反。但是在無神論者和唯物論者眼裡，人的生命並沒有這樣的特殊之處。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斷言：「生命是蛋白體的存在形式。」既然這樣，人的生命就是蛋白質的一種特殊的存在形式，與動物、植物沒有任何不同。因此，以保護自然的名義剝奪人的自由甚至生命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1862年，德國化學家、馬克思的同事李貝希（Justus von Liebig）在一本關於有機化學的著作中，抨擊英國農民使用進口鳥糞作為肥料。英國農業受益於鳥糞這種高效的肥料，作物產量大增。到19世紀中期，英國人的食物來源充足，質量上乘。鳥糞生意使各國商人、英國農民、英國大眾等多個方面同時受益。李貝希為什麼要譴責這種做法呢？他的「道德義憤」出於四個理由：第一，蒐集鳥糞過程中會對大自然造成破壞；第二，商人用低工資剝削了工人；第三，糧食豐產，刺激了人口增長，反過來又需要更多的糧食，這超過了自然能夠承受的範圍；第四，更多的人口和牲畜意味著更多的糞便和垃圾。
當時正在埋頭撰寫《資本論》的馬克思仔細研讀了李貝希的作品，他稱讚後者「從自然科學的視角發現了現代農業的負面即毀滅性的一面」。同李貝希一樣，馬克思把任何使用自然資源創造財富的努力都看成惡性循環，他的結論是「理性的農業和資本主義制度是不兼容的」。
列寧及其布爾什維克在俄國發動政變後，迅速頒布《土地法案》、《森林法案》等，把土地、森林、水源、礦產、動植物資源收歸國有，不准人民擅自開發利用。
美國作家布萊恩‧薩斯曼在《生態暴政》一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馬克思、列寧的思路和今天的環保主義者高度一致，那就是：沒人有權利從自然資源中獲利，「不管是拯救森林、鯨魚、蝸牛還是氣候，所有理論的基礎都基於一個根深蒂固的信仰，即這種獲利方式是不道德的，如果不儘快阻止，會最終毀了這個星球。」
這場全球性的環境運動涉及了為數眾多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學家、社會活動家、媒體人等，我們這裡無暇一一列舉其思想言論和所作所為，但有一個人不能忽略，他就是聯合國環境署的創辦人、籌辦了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和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的加拿大人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 Strong）。斯特朗的姑姑是著名的親共記者、在中國度過餘生的安娜‧路易士‧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莫里斯‧斯特朗深受他姑姑的影響，他將自己描述為「在意識形態上是社會主義者，在方法論上是資本家」。有人認為斯特朗是「一個令人恐懼的權力追求者」，「他的觀點與最激進的環保主義街頭抗議者一樣激進，但他沒有在全球會議上對警察設置的路障聲嘶力竭地喊口號，而是在會場內部以祕書長的身分揮舞著主持會議的木槌。」斯特朗領導的聯合國環境署發表的觀點和馬克思主義如出一轍：「土地私有權是積累財富的主要工具，有助於導向社會不公。因此，土地使用權的公有是必須的。」莫里斯‧斯特朗退休後選擇在北京定居，於2015年去世。
已故前蘇聯問題專家、對「謠言戰」有深入研究的娜塔莉‧格蘭特‧瓦拉加（Natalie Grant Wraga）曾寫道：「保護環境已經成為攻擊西方的一切的主要工具。可以用保護環境這個藉口，實行一系列破壞發達國家工業基礎的措施。它還可以通過降低（發達國家的）生活水平和引入共產主義價值觀來實現搗亂的目的。」事實上，環保主義思想不僅僅來自於前共產陣營。共產邪靈在東西方同時布局，在自由世界內部也埋下了毀滅的種子。
環保主義的各種學派、團體、運動、政策，很多都與共產主義有密切的聯繫。我們將舉例加以說明。（未完，明日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