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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位英國外交官員在公眾發言中說，對待懷疑氣候變化理論的人應該像對待恐怖分子一樣，媒體不應該給他們發言平台。奧尼爾指出，懷疑氣候變化理論的人被扣上「否認者」這個帽子。這包括一大類人，從承認氣候變暖但認為我們能夠應對的人，到完全否認任何變暖的人。這個詞殺傷力很大。愛丁堡大學的退休英語教授查爾斯瓊斯指出，「否認者」這個帽子是想把任何持懷疑態度的人和大屠殺否認者置於同一個令人噁心的道德水平。有些人甚至聲稱對氣候變化理論持懷疑態度的人是即將到來的大屠殺的從犯，將來他們將面臨紐倫堡式的審判。一位知名環境主義作家寫道：「我們應該對那些混帳（氣候變暖理論的懷疑者）進行戰爭審判──類似於紐倫堡審判的氣候審判。」奧尼爾評論道：「我們通常只在專制國家裡才聽說過給思想或者言論定罪。……從妖魔化一群人並把他們的言論描述為有毒和危險的，到要求採取更加嚴厲的審查只有一步之遙。」奧尼爾的判斷是正確的，鉗制自由思想正是共產魔鬼的特徵之一。事實上，這正是魔鬼用來替換人們判斷善惡的普世價值的伎倆。
一位哈佛大學天文學教授發表論文，討論太陽在地球過去的歷史溫度記錄中所起到的作用。由於這挑戰了「人類是造成氣候變化的元凶」這一教條，某環境主義網站稱其企圖施行「群體屠殺」，並把其他持不同意見者稱為「重罪犯」。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一個大型環保團體的高級官員警告說，媒體在播放氣候變化理論的懷疑者的發言之前應該三思，「因為允許這種誤導性的信息傳播會造成傷害。」英國環境部部長在一次演講中說，正如同不允許恐怖分子在媒體上露面一樣，全球變暖論的懷疑分子們也將無權在媒體上發表言論。澳大利亞的主流專欄作家們在開始考慮以「反人類罪」起訴氣候變化的「否認者」。在澳大利亞包括總理在內的政要們參加的一次峰會上，一個提議是剝奪違反者的公民權。其中一個主意是重新審核澳大利亞公民，只給那些證明自己是「對氣候環境友善」的人重新發放公民身分。
更有甚者，有人甚至試圖動用法律武器迫使氣候變暖假說的反對者噤聲。2015年，二十名學術界人士致信給美國總統和司法部長，要求使用 《反勒索及受賄組織法》（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為工具，調查那些對氣候變化持不同看法的公司和組織。其真正訴求是用法律手段干涉言論自由。2016年，多個州的司法部長開始形成聯盟，針對傳統能源行業，調查其是否「誤導投資者和大眾」。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指出，這種對持有不同看法者的指控和調查違背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實際上是扼殺對重要公共政策的辯論。
4）操縱「民間」團體，發動街頭革命
共產邪靈很會利用人間運動來聚集人員、組成機構，以造成國家甚至世界範圍的影響力。街頭革命是共產主義者常用的手段之一，如利用工會組織罷工等等在歷史上屢見不鮮。很多環保組織打著環保招牌，用政治正確、環保至上來聚集數量巨大的環保人士而形成環保運動，遊說、挾持政府甚至聯合國組織制定並強迫推行不合理的協議、法規，甚或製造暴力事件，使世人噤聲。
正如激進左派代表人物阿林斯基所明確提出的，必須隱藏真實目的，用局部的或者階段性的、貌似合理或無害的目標動員大面積人群行動起來。當人們適應了這種變動的時候，再讓他們為了更激進的目標而行動就相對容易了。 「記住：一旦讓群眾就一個沒有爭議的問題──比如污染──組織起來，被組織起來的群眾就開始行動了。從『污染』到『政治污染』再到『五角大樓的污染』只是自然的一小步。」
在1970年第一次地球日那天，超過兩千萬美國人參加了地球日為主題的街頭抗議活動。而應對環境惡化的措施卻是人口控制。當時美國許多的左派組織決定「哪裡人多就去哪裡（Go where the people are at）」，參與了環保運動，並把社會主義作為控制人口增長的解藥。
形形色色的左派團體利用環保運動走向街頭革命。如美國有一個「人民的氣候運動」，一聽這個名字就知道是共產黨的產物，參與的組織有「美國共產黨」、「社會主義在行動」、毛主義的「美國革命共產黨」、「生態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工人」、「另類社會主義」、「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自由社會主義」等等。他們舉辦「人民的氣候集會」、「人民的氣候遊行」。集會上的標語是「制度改革，不是氣候變遷」、「資本主義正在殺死美國」、「資本主義正在毀滅環境」、「資本主義正在毀滅星球」、「為社會主義未來而戰鬥」。
他們在美國很多大城市包括華盛頓特區進行遊行，隊伍是代表共產極權的一片紅旗的海洋。隨著越來越多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紅色因素壯大環保勢力，「綠色和平」已經在演變成紅色革命。（未完，明日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