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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利用環保主義意識形態限制個人自由。在有深厚自由傳統的西方，要想讓人主動放棄個人自由，接受對個人生活的諸多限制，其難度可想而知。因此必須設想一個巨大的即將到來的災難，迫使人們放棄自由權利。「全球變暖」、「地球末日」就成了環保主義者的最佳選擇。澳大利亞的「碳意識聯盟（Carbon Sense Coalition）」提供了一個禁令清單，這個清單以全球變暖的名義強迫人們改變其行為模式：
禁止明火和大肚子爐灶（pot bellied stoves），禁止白熾燈泡，禁止瓶裝水，禁止某些地區生產的私家車，禁止等離子電視，禁止建設新機場，禁止擴建現有機場，禁用電器設備上的「待機模式」，禁止燃煤發電，禁止電熱水系統，禁止開車度假，禁止三天週末；徵收生育稅，徵收大型轎車稅，徵收超市停車場稅，徵收垃圾稅，徵收第二棟住宅稅，徵收第二輛轎車稅，徵收假日航班稅，徵收電力稅以補貼太陽能［電力］，徵收大型轎車陳列室稅，徵收進入城市的汽車的生態稅；需要許可才能駕駛自己的汽車超出城市範圍，縮小電器設備的選擇範圍，給每個人分配碳信用額度，規定燃料效率標準，研究如何減少挪威駝鹿產生的甲烷，移除道路上的白線迫使司機小心駕駛。
第三，利用環保主義意識形態擴大政府編制和權限。各個西方國家除了環境保護局的龐大機構之外，開始利用環境藉口，設立新的政府部門，擴大原有部門權限。任何機構都有 「自我維護」、「自我擴張」、「自我繁殖」的傾向，這些環保部門也不例外。它們利用甚至濫用手裡的權力，向社會公眾散布環境災難的恐怖論調，以爭取更多行政經費，穩固自己在政治體制當中的位置，最後買單的只能是納稅人。美國舊金山市設立年薪為16萬美元的「市氣候行政官」（city climate chief），倫敦最貧困的一個區（London Borough of Tower Hamlets）有58名跟氣候變化有關的官員。這和大學、公司設立「多元化」官員的運作機理高度一致。
第四，利用環保主義意識形態鼓吹民主制度過時論，伺機建立超國家甚至全球性的極權政府。環保主義者聲稱，民主制度不可能應對即將到來的環境危機，為了有效應對危機，必須採納或者至少部分採納極權制度或者威權制度（authoritarianism）。作家詹妮特‧比爾（Janet Biehl）精確地總結了這種心態：「生態危機只能通過極權的方式解決」，「需要一種『生態專制』」，因為沒有任何一個自由社會會自願採納「綠色議程」。環保主義奠基人之一、美國學者保羅‧埃里希（Paul Ehrlich）在《如何做一個倖存者──拯救地球這艘宇宙飛船的計劃》這本書中呼籲：①過度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都必須實行人口控制；②過度發達的國家必須還原化（必須「消除其發達化」）；③欠發達國家必須半發達化；④必須建立監督和調節世界體系的程序規則，不斷努力維持人口、資源和環境之間的最優平衡。事實上，除了一個全球性的極權政府，任何政府和組織都不可能有如此之大的權力。這等於利用環保旗號鼓吹建立全球極權政府。
第五，利用環保主義意識形態鼓吹中共制度優越論，為共產極權唱讚歌。由於人口增長意味著使用更多的資源、排放更多的碳、產生更多的垃圾，環保主義者鼓吹控制人口甚至減少人口。因此中共的計劃生育政策受到西方環保主義者的大力吹捧。路透社報導，中共從上世紀80年代初實行的獨生子女政策把人口控制在13億，假如沒有這個政策，中國人口會達到16億。該報導作者得出結論，中共無意間為全球的碳減排做出了貢獻。被作者忽視的是數億幼小的生靈及其父母家人遭受的巨大的苦難。
環境問題中一個最大的問題是環境污染問題，包括空氣污染、水污染等。中共畸形的高能耗、高污染經濟模式早已把中國變成了世界最大的污染地。中國是大城市空氣污染最多的國家，中國大部分河流已經無法飲用，中國的沙塵暴飄洋過海到了韓國、日本、美國。按理說，真正的環境保護者一定會把批評的矛頭對準中共。弔詭的是，很多環保主義者對中共讚譽有加，甚至視其為環保事業的希望。美國共產黨的新聞網站《人民世界》（People’s World）近年來對環保新聞的報導占據了很大的篇幅。令人驚訝的是，該網站環保新聞的主調是川普（特朗普）政府的環境政策將毀掉這個國家甚至整個地球，而地球人的救星竟然是──中共！這只能說明共產邪靈在背後的操縱。（未完，明日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