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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毅在北京首都機場留影。（孫毅提供）作為《馬三家咆哮》、《馬三家來信》兩書的主人公，孫毅是在馬三家遭受酷刑最嚴重的人之一。被問及在馬三家的兩年半中，有多長時間在酷刑中度過，他平靜地答說：「這些酷刑是一樣一樣換著用的，也有組合在一起用的，只能籠統說兩年吧，有放鬆的時間夾在裡面。」
「勞教所的酷刑發展成為一種非常精緻化的邪惡迫害。」記者：這張「上大掛」，被酷刑的人後面怎麼還有一個棉被？為什麼腳畫得那麼大？
「我在馬三家教養院上『大掛』」，《馬三家來信》插圖。（圖／孫毅）孫毅：這也是我的親身經歷吧！
在「上大掛」的時候，人有時會痛不欲生，極度痛苦中可能會用後腦勺磕撞架子床上的鋼管，所以警察會在那地方墊床棉被，護住頭部，用警察的話講就是防止自傷自殘。他們非常有經驗，事先把每個細節都考慮到了，腿浮腫可以消腫，傷筋了也可以養好，但看得見的外傷不就留下證據了嘛，所以不能讓你有外傷。不僅頭後面有防護，連手腕的銬子上都纏著棉套，它的目的，有時候不是讓你死或者讓你傷殘，它只想折磨你的意志，讓你處於生不如死的生存狀態！
勞教所的酷刑已經發展成為一種非常精緻化的邪惡迫害，比如行刑的地方不叫「小號」，而是叫「特管室」。他會說因為你想自傷自殘，所以需要「特殊看管」，陰損的行徑被包裝成所謂人性化的管理方法。
在北京調遣處，2008年的時候，據說人性化管理了，不許隨便用銬子銬人，於是警察就發明了「人肉銬子」——讓兩個「包夾」（看管我的勞教人員）用他們的四肢夾住你的四肢，迫使你一動不能動，這是比上銬子還難受的，也是我親身經歷過的。
把腳畫得那麼大，是因為當時就是那樣。長期上大掛，最痛苦的就是這個腿和腳了，小腿比大腿粗很多，像大象腿一樣，腳腫得像巨大的麵包，襪子和鞋肯定是穿不上了，只能踩在鞋上，而且小腿和腳會滲出一種帶血的黏液。
極度睏倦中，最痛苦的事就是睡過去，一睡著，身體就會「掉」下來，手腕被固定在銬中，結果銬子就切進了肉，巨痛就把自己疼醒了，而且是一次又一次連續的折磨。隨著你睏倦的程度，時間間隔會越來越短，他們用這個方法讓你長期不得睡覺。我最長一次是連續8天9夜，估計是受這種刑時間最長的一個人，是極其痛苦的。沒有經歷過的人，是難以想像的。
記者：這張圖畫的是您被捆綁在一個刑具上嗎？
馬三家勞教所酷刑組合：「死人床」與「上開口器」，《馬三家來信》插圖。（圖／孫毅）孫毅：這個不是刑具，其實就是普通的醫用護理床，勞教人員把它叫作「死人床」；嘴上戴的東西叫開口器，是給口腔做手術時用的醫療器械。同架子床一樣，任何東西都能被警察用作刑具，這個酷刑就是警察利用治病救人的醫療器械來折磨人。
用開口器撐開嘴，開始是為了絕食時方便灌食，後來你不絕食它也給你長期戴上，它就成了刑具了。長時間戴開口器，口腔肌肉就會被撐得無力收縮，下巴脫臼，拿下開口器嘴也閉不上了，下巴合攏不回去。畫上的這個「包夾」，曾經拿著木頭馬扎打我的頭，有時他往我嘴裡吐痰、撣菸灰，有時往我眼睛鼻子裡抹辣椒麵、芥末油和大蒜，因為整治我，他後來立了功，提前解教回家了，勞教所專門獎勵這種人。
在這個下面有軲轆、中間有便溺口的「死人床」上，我躺了七、八個月，因為雙手戴銬，我被放下來的時候，左胳膊韌帶拉傷，雙腿肌肉萎縮，不能行走，一段時期的恢復後，行走仍有困難，連一個很小的台階我都不容易上下。「解教」回家後經過煉功，我才漸漸恢復，經過幾年後才恢復正常。
這個開口器我畫了三天都沒畫成，後來我躺在床上用手機自拍自己張開嘴的樣子，然後照著照片畫，那時我才知道，畫畫是可以「臨摹」自己的呀！
酷刑組合——四防與長期單獨嚴管、死人床與上開口器。（圖／孫毅）
馬三家勞教所酷刑：金雞獨立，《馬三家來信》插圖。（圖／孫毅）記者：您給自己的親人看過關於您的書嗎？
孫毅：我曾把《馬三家來信》這本書當作生日禮物送給母親，後來聽一位和我媽關係好的同修阿姨說，母親看書後，哭了很長時間。這對她來講太殘酷了！她畢竟是個母親，怎麼能承受呢？兒子受苦，疼是疼在母親心上……我怎麼沒想到這一點呢，所以每次回憶這事，我都受不了，痛悔不已……
每次我出事，對母親都是非常大的打擊。她夜裡睡不著覺，擔心我的生命安全，經常做噩夢，半夜驚醒，所以心臟就非常不好，她的去世跟我受迫害有很大關係。我這次出走，沒帶什麼出來，但帶了一些我母親的照片，只能是多思念思念她吧……
這些年我經常流離失所、不在家，警察就經常騷擾我妻子，問她我在哪裡、幹什麼，不修煉的妻子甚至還被抓到洗腦班去洗腦！所以妻子太痛苦，一度曾經拒絕看這本書，也不願意知道我的事情，對她來說，看這些就像再次經歷折磨一樣。她也是總睡不好覺，夜裡經常做噩夢，甚至有一次做夢與我一起到了國外，還是流離失所的狀態，得不到安寧。
本來我們是剛剛一起過了20周年結婚紀念日，又突然出事，我不得不出國。這次分開，不知以後會怎麼樣……
在這個國家，許許多多修煉人的家人、親人、朋友，可能都在過著這樣的生活，可能因為很小的一件事情，隨身帶了一本書或一枚護身符，或者手機裡有法輪功的電子書，或送給人一張真相光碟，或者只是翻牆或到朋友家串門等等，就會一下子改變命運，從此失去工作、被迫離家或被關到監獄、勞教所裡，然後就是長期的奴工勞動、體罰、虐待、侮辱，然後就是孩子、老人沒有人照料……沒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一個家庭遭到滅頂之災，這樣的事太多了。還有些人就此失去生命……
「這些酷刑在全國早就是普遍存在的。」記者：在中國大陸，您所遭受的這類酷刑很普遍嗎？對您實施酷刑的警察都是什麼樣的人？後來受到什麼處理嗎？
孫毅：我所遭受的這類酷刑在中國大陸是普遍存在的，目前更多是發生在法輪功學員身上，在其他如上訪的、維權的及犯罪嫌疑人中也有，但不會如此嚴重吧！
比如謝陽律師（中國維權律師謝陽是「709」大抓捕事件的在案人之一）受酷刑的細節最近在國內、外得到廣泛關注，是謝陽有機會通過律師接見把消息傳遞出來，更多人受酷刑的事實因為各種原因都被掩蓋和封鎖起來，官方媒體不會曝光，即使有些能在自媒體上曝光，也很快會被刪除「和諧」掉了。在中國，無論你是誰，凡是堅持真理、堅持維權的人，最後幾乎都會遭受酷刑。
在中共血腥統治的歷史上，酷刑現象幾乎無處不在，非常廣泛，只是因為中共對媒體的嚴格管制而很少人知道真相而已。只有少數個案為人所知，比如文革時期對所謂「右派」林昭的虐殺，對李九蓮的活摘腎臟器官，還有大家都知道的張志新被割喉行刑。
法輪功學員受酷刑，中國民眾關注得少，很少會主動了解和傳播，主要是中共長期恐怖統治造成的吧！與中共不一致、關注這個群體就會有危險。於是民眾本能地對中共插手的事採取迴避態度，避免惹禍上身，這也是民眾在中共的高壓下以求自保的一種方式吧！
我所經歷的這些酷刑，據說是從馬三家女所、以及錦州勞教所、北京勞教人員調遣處那些地方學來的，那個時期全國的監管場所都互相交流學習整治「法輪功」的先進經驗，所以這些酷刑在全國早就是普遍存在的。
我所在的馬三家教養院法輪功專管大隊，由於暴力整治法輪功工作有成效，當時曾被評為省級先進單位，大隊長提升為所長，下手狠的警察也都立了功，得到了獎勵和晉升，書裡說的就是實際情況了。
一般給我行刑的都是年輕的警察，對法輪功的整治成果直接與警察的附加工資、獎金掛鉤，也是警察晉升、立功的機會，其實是中共以利益誘惑來讓他們犯罪吧！有被動參與的，也有少數良知尚存的。我知道有一個學法律的小警察，因為不願參與這些，後來被排擠走，去看監所大門了，警校畢業的一般下手就狠些。
我受酷刑情況曝光後，家裡就給我請了江天勇律師，幫助我家人到處發信、控告責任警察，所以後來他們有所收斂，我所在的法輪功專管大隊最後也解散了。聽說那幾個責任警察後來也沒升上去，也是替罪羊吧！
（參閱» 馬三家求救信作者：和江天勇律師的4次見面）
記者：除了身體的摧殘，據您所知，酷刑還會給人留下什麼後遺症？
孫毅：酷刑迫害的後遺症各種各樣，這跟每個人身體、心理承受能力都有關係。嚴重點的，會精神不正常，會出現錯亂或臆症，有的是人格分裂，像「709」李春富律師就比較典型了，他被關押放出後就確診精神分裂；還有就是失憶、健忘等等。
我聽江天勇律師講過，他在洗腦班被酷刑折磨三個月後，出來連自己最常用的信箱密碼都記不住了。輕一點的會出現心理障礙，比如多疑、不信任、沒有安全感等等，最主要的表現就是「怕」。還有就是消沉、冷漠、自閉、不願與人交流等等，也有受挫或是氣餒的感覺。
其實你看看大部分中國人那種明哲保身、迴避政治、對人權和正義事件表現出的冷漠狀態，就知道中共這些年的極權統治和酷刑迫害對國人所造成的影響有多深重：使中國人整體上產生了嚴重的心理變異。
只有心理承受能力非常強的人才不會留下太多的後遺症，他們因為戰勝了酷刑，所以會有一種經歷粹煉後的成熟和堅強，一般都是有信仰的人。
記者：您覺得如何能制止酷刑的發生？
孫毅：我認為，通過國際輿論壓力會使中共有所收斂，但卻不能治本，酷刑可能會變得更隱蔽、更黑箱操作。因為共產制度才是一切問題的根源，酷刑是制度性的必然產物，就像腐敗現象一樣。所以要治本的話，就得結束這個根源。
系統化的酷刑最早針對法輪功學員，後來針對上訪者，到現在是竟然對人權律師也用酷刑，範圍越來越擴大。「雷洋事件」說明，中國的中產階層也不再有安全感了。極權制度下，民眾都遲早會感受到這個殘酷現實的，一批批的人都在覺醒，都感覺不能再繼續沉默了。目前中國民眾發起了各種反酷刑聯盟、聲援活動，這也是一種覺醒吧！民眾覺醒的過程也是解體中共的過程，當更多民眾從中共的黨、團、隊邪教組織脫離出來，拋棄它，中共的解體也就指日可待了。（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