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整代中國專家的覺醒」
2018年11月29日美國史丹佛大學的胡佛研究所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中國影響與美國利益:提高建設性警惕〉(Chinese Influence and American Interests)。這份報告的產生花費了一年多時間,有32位頂尖的中國問題專家參加研究,包括法蘭西斯・福山、戴雅門、葛來儀、黎安友、沈大偉、裴敏欣等。這是多年來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圈首次討論中國如何在各方面對美國施加影響的專題報告,其中提到了中國對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者通過約談、簽證控制等手法,試圖操縱美國學者的觀點。前白宮國家安全會議亞洲事務主任麥艾文表示,「這證明了一整代中國專家的覺醒,他們曾自認在幫中國走上世界舞台,到頭來卻發現出現了嚴重失誤」。
此前,在2018年8月於波士頓召開的美國政治學會的年會上,有人對500位中國問題學者做了一次民意調查,結果發現,有68%的被調查學者承認,在中國研究領域裡存在著「自我審查」(self-censorship)問題。
美國的中國研究圈向來有「擁抱熊貓派」和「敲打熊貓派」之別,而前者居於主流。顯然,這種狀態的形成,與「中國影響」有不可分割的關係。美國學者們的觀點可能與北京的壓力有關,但也未必都是如此,因為還是有不少學者發表了一些批評性的文章。這裡不準備討論「中國影響」與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們的觀點之間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這是一個目前剛剛開始的話題,沒有大量深入的系統性研究分析,很難就此做出簡單的斷言。但是有一個值得思考的角度,是不是「擁抱熊貓派」的觀點過於誇讚中共,而「敲打熊貓派」的觀點就基本正確呢?未必如此。
二、中國研究圈視界的局限性
美國的中國研究圈存在著兩個重要缺陷。其一,絕大多數人忽視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研究課題,例如,中國1970~80年代全國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如何在1990年代突然變成了少數人所有制。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國企轉型不過就是把公有資產轉變為私有,別無其他。其實,幾十萬家全民所有制企業的私有化行動關係到鉅額國家財富的私有化,而幾千萬「國家職工」則突然裂變成勞資雙方,這個過程涉及到侵占國產、社會公正和公眾參與權等重大問題。如果這場私有化嚴重違反了社會公正,對中國經濟改革的評價就不能單純是正面的。可惜,在美國的中國研究圈裡,很少有人涉足這一課題。而這一缺失導致了對中國經濟轉型認知的偏差,乃至對中國目前存在的嚴重社會矛盾和政治走向缺乏把握能力。再比如,一些美國學者認為,中國的威權型政府推動政策果斷有力,是經濟改革的有利因素,但他們忽視了威權型政府為了自己的需要而故意撒手不管的情形,像朱鎔基為了方便上面提到的全民所有制企業的少數人私有化,曾關閉了國有資產管理局,取消了私有化過程中對廣泛存在的盜竊國有資產行為的監管。這種情況下,撒手不管加上威權壓制,社會後果更加糟糕,而對這些,讚美中國威權模式的美國學者就不聞不問了。(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