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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天庸當然不是離開中國的第一位企業家，也不是離開中國的最後一位企業家，近幾十年裡類似陳天庸這樣離開中國的企業家可以說多如牛毛，比他知名度高的人也不少。那麼為何陳天庸的這篇感言會引發網友的關注和熱議呢？主要是因為它對當下國運鞭辟入裡的分析引發了他們極大的共鳴！
陳天庸在文中說，事關國運的首要問題還是經濟，經濟搞不好，中國沒希望。目前中國經濟滑坡已難逆轉，而在困擾當下的諸多經濟問題中又以產業外遷最致命。
中國外資正以整個產業鏈相關企業群體外遷的規模逃離。廣東膠鞋家俱等多個行業外資企業大量搬遷出境，三星、富士康、優衣褲、無印良品大幅減少中國工廠，耐吉、愛迪達此前已將生產工廠轉到越南，內資企業有條件的也在設法外遷。2019年起的今後3年，企業外遷潮會一年比一年猛，其後果比目前能預想到的將更嚴重。
導致企業外遷的根源是中國的綜合成本過高，首先是制度成本高，加上中國民族民粹主義氾濫，導致外企對中國未來預期不佳，安全感喪失。近來華為孟晚舟事件天朝昏招迭出，更增加了外資不安全感，必進一步加速外資逃離。貿易戰只是給外資企業離開中國增加了一個理由。所以別以為貿易戰和解了，要遷移的外企就會留下來。現在東南亞與印度的投資環境不斷改善，綜合成本已顯著低於中國，在中國的外資企業不走就得等死。一些內資企業如果不能轉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也很難熬過今後幾年。而且，製造業企業搬遷是件傷筋動骨的事，產業一旦轉移就不可能回來。
在產業外遷對中國這樣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後果是致命的。中國外資企業產出占中國GDP的1/4以上，加上帶動的相關產業，外資企業影響中國40%GDP，50%左右進出口額，再加上內資私營企業也已開始大量停產倒閉，今後3、5年內，產業外遷將導致中國增加上億失業人口。其中能夠「回鄉創業」的主要是50歲以上的農民工，農村無法提供與城市類似的就業、工資與生活環境，青壯農民工大多數不會忍受農村的貧窮枯燥，農民工城裡出生的二代，更是無法接受農村的生活環境。大批青壯農民工與城裡出生的農二代，有城留不下，有村回不去，必成社會動盪之源。貧窮失業是培養民族與民粹主義的溫床，民粹主義是專制的最得力幫兇，經濟滑坡的後果，絕不只是節衣縮食的問題，首先必引發民粹主義氾濫，不患寡而患不均，中產以上階層都將成為民粹靶子，再次打土豪、分田地是必然會發生的事。
中國經濟能否搞好？陳天庸認為取決於2019年中國能否大幅降低民營企業綜合成本，能否發生顛覆性的制度改變。
在陳天庸看來，中國企業成本過高不是來自高稅負與過高的社保，公權力不受制約導致的官吏尋租與隨意折騰，才是中國企業最沉重的負擔。他說，我自己經營企業，平時與企業家朋友相從較密，我總結民企老闆面臨的外部困難，普遍來說，約20%來自於重稅，20%來自於干預用工自由的勞動法規與社保負擔，還有60%左右，來自於官員以檢查、整頓、罰款、責令整改、環評標準過高、強制限產、責令停業、拆違、趕人、限制經營範圍、限制外來人口子女入學、購房等等各種限制與折騰帶來的麻煩，讓企業動輒得咎。稅收與社保雖不合理，但只要規則清晰，企業還有個明確預期，可以部分規避或提前分散風險負擔。唯有政府官員隨心所欲的權力之手干預企業經營，以及官吏以執法為名的尋租滋事，如蒼蠅防不勝防，最令企業經營者心力交瘁。應對這類騷擾的時間與精力，是企業經營者更大的成本。但由於這種成本難量化、難表述、難避免，學者與主政者常回避這類問題，視而不見。且政府還需養大批冗員以維穩，腐敗是專制政體運行的潤滑劑，「縱兵劫掠」也是養兵之法。因此官員權力尋租與蠻橫折騰企業帶來的負擔與損失，雖危害更甚於高稅收與高社保，現行體制下要想預防與避免，基本無望。
那麼2019年中國會有制度方面的重大改變嗎？陳天庸認為，在經濟層面中美會達成暫時的和解，但天朝利益集團與普世價值觀及國際通行規則的衝突，仍將持續，根源不在一人一事，而在於權力來源於（且至今仍依賴）暴力的必然結果。四十年的改革開放積蓄了某些制度堅決不改的本錢，後發劣勢積重難返，蘇東強制回應視窗期已過。西班牙智利台灣社會能夠和平轉型，重要條件是其社會財富私有制占主體，公權力的含金量並不很高，民眾意識覺醒後其戀棧代價超過棄棧。中國公有制仍占主體，且還在「做大做強」，公權力能夠支配全民財富肆意妄為，毒性極強使人上癮欲罷不能。因此除非奇跡出現，今後中國局勢必繼續惡化。看看委內瑞拉與辛巴威吧，那便是未來中國的映射：暴政朽而不倒，民眾苦海無邊，年輕一代看不到未來，整個社會看不到改善希望。一言以蔽之，陳天庸對國運已不抱希望。
「尋得桃源好避秦」。一篇〈我為什麼離開中國〉洋洋灑灑上萬字，字裡行間處處可見作者憂國憂民的心。我想，這樣一位愛國企業家如果不是對國家感到絕望，是絕不會輕率離開祖國，另尋桃源的。而他的一番感言之所以能夠打動那麼多人，引發那麼多人的共鳴，也說明它道出了大家對這個國家的共同感受，說明中共獨裁政權已喪盡人心到何等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