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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推行社會信用系統，透過對人民行為或企業、組織活動等評分給予獎懲，進行全民監控。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叡人指出，中國社會已變成全面監視化社會，而且是在一黨獨大列寧式國家，由一黨控制的國家統治集團進行全民監控。英國作家歐威爾（George Orwell）小說《1984》所描述的全面監視時代將在中國實現，而且來得很快。
社會信用系統即將在2020年全面上路，2018年已在中國十幾個城市進行測試。社會信用系統是中共大數據戰略的一環，結合高科技監視器，加上人工智慧運算大數據生物資料庫（包括DNA、指紋、人臉、人體姿態）等，透過網路系統（天網及雪亮工程）、3C及家電產品進行所謂數位影像監控。
吳叡人表示，網路時代來臨，人民很多資訊很容易被大公司或政府利用，這是普遍的趨勢並不是中國獨有現象。但中國最大問題在於它不是民主國家，由一黨控制所有資源，並沒有法治體系與民治體系可制衡高科技所催生的全面社會監視，讓它不會被惡用。中共極權體制加上高科技，一黨獨大無法無天的情況下，全面監視權力被濫用到極致。
「美國如果要取得資訊要透過法律過程，而且常常會被拒絕。」吳叡人說，美國政府並不是那麼容易可以拿到資訊，各國也都是如此，只要是民主法治國家都受到相當的制衡與監督，大量的資訊並不會集中在一個黨的手中，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共能全面掌握。
吳叡人指出，社會信用制度應該以政治、經濟、人權大脈絡來看。中國過去改革開放30年，發展太快，發展路徑也很畸形，並未發展出真正健全的公民社會，也沒有發展出真正的私有制，黨國還是那麼強大，導致社會內部分配不均，少數的一線城市有錢，但絕大多數中國人還是在貧窮線下，社會矛盾、階級矛盾嚴重，環境破壞也很嚴重。中國沒有建立民主體制，沒有建立能夠自我管理的公民社會，只能靠暴力來控制社會，中國經濟越發展，黨的控制就越強，一旦國家控制力量放鬆，社會很多矛盾就會爆發。
吳叡人表示，中國現在內部充滿矛盾，城鄉矛盾、階級的矛盾、環境破壞等，中共沒辦法用正常的公共政策去改善，只能用鎮壓，因此才會出現社會信用體制，他們覺得社會信用制度能夠改善國民道德，可是中國目前國民道德衰敗，很大成分是因為它沒有容許社會自主發展，人人只會賺錢，社會充滿拜金、道德淪喪，這本來就是中共自己搞出來的。他們現在放也亂，不放也亂，騎虎難下，用數位鎮壓、社會信用系統控制，等於是抱著未爆彈。
社會全面控制 令人非常不舒服
「社會信用制度影響人民自由與公民權利，特別是隱私權部分。」英國牛津大學博士候選人宋承恩指出，社會信用制度是社會全面控制的一個手段，用科技的方法做控制非常有效率。人活著不是為信用分數，也不是為了被評量，人有各種各樣標準，每個人可以選擇自己評量自己，或想追求事業的人由別人來評量他。而全面性的由老大哥國家來對公民等做社會信用評量，然後訂定善良公民、好的行為或不好的行為，「實在是控制到令人非常不舒服的程度。」
宋承恩表示，社會信用系統採取的手段，就像訓練動物般賞罰分明，如果人民做出不合意（指中共）的行為，就處罰他，是一種對人民未來行為的導向。他強調，社會信用系統控制的手段非常直接，讓人覺得沒有人性尊嚴，而中共除了對人民採不利措施（懲罰）外，還導引人民行為的方向，更讓人難以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