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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慶章指出，台灣在賦稅方面，過去政府做了很多重要的租稅改革，但後來沒有把政策當作持續發展的方向，因此在財政過程中，會造成很多的腳步錯亂。
若政策的腳步不能藉由經驗來判斷未來，必然會做出一些不必要、甚至失去方向的政策，他認為，因為「賦稅政策不只是為了國家的稅收來做考量，賦稅的政策關係重大的經濟發展」。
顏慶章認為，在這過程中，不僅要審慎思考，台灣二、三十年來做了若干賦稅政策的重大改變，例如1998年台灣曾參考歐洲、新加坡制度，成功推動兩稅合一。
賦稅政策也代表經濟發展
顏慶章提到，「賦稅政策不是只有租稅的角度，也代表著經濟發展很重要的一環」，國際貨幣基金（IMF）在20年間曾經對69個國家做實證研究，得到的結論「降低所得稅、必要時提高消費稅，做為替代賦稅的財源，會幫助國家的經濟發展。」
不過，IMF的實證研究並沒有變成台灣的政策，所以為何台灣有一段時間是悶經濟，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財經政策問題。1998年台灣實施兩稅合一的同時，台灣還面臨金融風暴的衝擊，但兩稅合一的精髓，並沒有在後來的所得稅制度中，繼續被發揚光大，所得稅法改革是違背兩稅合一的精神，也增加企業不必要的負擔，使得國內所得外移到海外。
台灣經濟自由度在世界經濟體中排名第10，但當今政府仍常介入自由經濟市場，包括租稅政策在內，政府應該要減少干預。他舉例，讓賦稅制度變成窒礙難行的是租稅獎勵，成為政府難以抗拒的變裝秀，包括《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接著是《獎勵投資條例》，一直到現在的「產業創新條例草案」。
顏慶章提出，賦稅待遇難道政府不應同等適用於各行各業嗎？政府在行業間做不同稅負的價值判斷，不正是扭曲經濟自由度嗎？同時被列為經濟自由度高的其他國家，難道有如同我國一直無法廢止扭曲市場的租稅獎勵嗎？
「政府不能解決問題 政府本身就是問題」
另外，經濟學家亞當·史密斯 （Adam Smith）曾說，「政府是一雙看不見的手」。但台灣現今市場機能被嚴重輕忽，是值得重視的，「當前困境，政府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政府本身就是問題」。
顏慶章表示，「政府控制」是台灣的特色，包括很多金融產業都是政府控制的事業，政府持事業股權比例約20%，即可獲得超過半數的董事席位，導致經營階層是由政府指派職務，從某個角度來看給政府很多人事安排方便的途徑，但對民間同領域的私營部門來說，會排擠可成長的空間。
受政府控制的金融、非金融業眾多子公司導致人事失控，法令不及規範，由於經營者不是靠股東權益來做經營，因此經營者就要與任命人維持良好關係，而這些高階經營者就容易濫權，「獵雷艦案」就是典型例子。
最後，顏慶章指出，台灣許多政府部門不但是市場競爭規範者，同時也是經營參與者，悖離先進國家的自由經濟法則，因此台灣經濟自由度指數雖高，但仍需針砭改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