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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通過數據分析，從「兩免一補」政策實施的2007年開始，中共官方公布的小學招生人數不斷躍升，至2010年首次超過適齡入學兒童總數（即7年前的出生人數）88萬人，等到了2018年，小學招生人數竟然比2011年出生人數多出創紀錄的260萬人。
另一方面，從2013年，亦即2007年入學的小學生畢業那一年開始，政府公布的小學畢業生人數遠遠低於6年前的入學人數，並且兩者的差值開始逐年擴大。也就是說，從2007年開始小學的輟學率開始飆升。從2013年到2018年總共有1,029萬小學生輟學，對比這6年10,214萬的招生數，輟學率達到了10.1%。
文章分析，政府近年來對小學生補貼增加，按理輟學率應該持續降低才是，事實卻相反。招生人數的突然躍升，結合輟學人數同時飆漲，唯一的解釋是，從2007開始，各級政府人為地多報了招生人數，以騙取國家補助。
由數據和邏輯揭示的教育腐敗引發網民熱議。網友紛紛表示，「『戶部』沒人看出來嗎？」「這個數據上，統計局、教育部、計生委互搧耳光，必有兩個作假。」「你又開闊了我的眼界！」「連小學生都不放過呀！這天上地下還能有什麼空白領域是沒被撈過錢的？」
網友「德陽小草」說，「只能一個原因，謊報招生數，大肆貪污挪用教育經費。另一邊是大量的農民工子女無法入學，造成大量留守兒童。」
網友「蘇州老于」說，「2000~2010年10年間平均出生1,400萬多點，教育部公布的小學生每年招生1,600多萬人，200萬的缺口！ 對應的是上百億的教育經費損失。」
公開資料顯示，從2006年開始，中共教育部開始全面執行「兩免一補」政策，該政策的相關補助費用由教育部列支。2017年的城鄉義務教育補助總費用達1,432億元。
威斯康星大學研究員、《大國空巢》作者易富賢被認為是最早關注虛報學生人數問題的人口專家。易富賢研究發現，從1995年中共教育部將提高入學率作為地方政績考核標準，並增加中央政府教育撥款，教育機構和地方政府就開始虛報學生數，因為這既可以獲得更多經費，又可以「提高」入學率。
在這之後，小學生入學人數經常遠遠高於7年前的出生人數，中共政府竟然還屢屢用小學生入學人數來「校正」當年的出生人數。
文章舉例說，中共國家統計局公布1999~2001年三年共出生了5,307萬人，而這個年齡段的孩子小學入學人數為5,137萬，差別還不大。但是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和戶籍數據，以及2015年的小普查、戶籍和初中生總人數，這個年齡段的孩子總人數都在4,200萬~4,300萬左右。
文章說，如此可見，官方公布的該年齡段小學招生人數和出生人數存在1千萬左右的虛報，水分超過20%。
教育系統套取教育經費屢見不鮮
在中國大陸，虛報學生人數套取教育經費的實例並不罕見，連大陸官媒也屢有曝光。據央視2012年1月7日的報導，安徽省界首市上報國家報表的小學生51,586人，而實際只36,234人，虛報42%，套取經費1,063萬元。
2012年9月，中共國家教育部網站通報顯示，黃石市陽新縣教育局局長曹某，因虛報學生人數套取義務教育公用經費1,687.96萬元被免職。
中共黨媒人民網2013年6月報導，江西修水縣教體局向上級有關部門多虛報三千多名學生，套取國家教育經費補貼200萬元左右。有評論稱，這樣的現象在全國不只修水一處，盜取國家經費的背後，往往有地方政府的影子。
大紀元記者以「套取教育經費」在微博上搜索，發現民間對此的舉報更為頻繁。如虛報貧困生人數，校長將補助款大部分截留；中學校長虛報學生人頭套取國家教育經費，虛報人員吃空餉等。
中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劉因全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中共的腐敗是全方位的，教育方面的腐敗也不少，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門從上到下本身就是一夥的，是一個利益集團。
「教育局是學校的主管單位，學校向教育局虛報入學人數，填上一些其他的名字，主管部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一定是主管單位和學校勾結起來做的。如果主管單位認真起來的話，一點人數就查出來了。」他說。
對於教育腐敗的痼疾，劉因全認為，中共的一黨專制沒有辦法解決官員的腐敗問題，因為一個黨自己監控自己這是不可能的。比如一個市，市委書記來認命下面的局長，由局長來認命下面的校長等官員，從上到下都是一個體系、一個派的人。這種特殊的關係，造成他們很容易就勾結起來，把國家的資產和人民的利益來化公為私。
「小學生也好，幼兒園也好，一個幼兒園的園長肯定和教育局的有關部門有著密切的關係。學校報上去的人數，上面不查，得到的好處和主管部門分肥。關鍵還是體制問題。」他說，「上面的官員要靠下面的官員弄虛作假套取了國家的經費，他們才能拿到一份；如果下面得不到好處，他也沒有辦法給上面送禮。他們都是一個利益鏈。」劉因全指出，在這種體制下，中共什麼樣的事都會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