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美國貿易談判代表、現任亞洲社會政策研究所(ASPI)副主任柯特勒(Wendy Cutler)說,在北京之外的地方進行這種高層級的貿易談判「並非常態」,「這可能有很多原因,包括允許雙方限制各自代表團的規模」。
《日經新聞》報導,華府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資深研究員杜大偉(David Dollar)分析,談判地點之所以改到上海,是因為中共將舉行北戴河會議。
許多中共高層領導人可能因為在北戴河開會,而無法會見美國代表團,「在上海進行談判使得外交上不那麼尷尬。」杜大偉說,「美中雙方都表示在這一輪談判不會有重大突破,所以他們見面的地方並不重要。」
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分析師萊特(Jeff Wright)表示,儘管美國放開了對電信設備巨頭華為的某些限制,中方對美國農產品的採購也取得了進展,但「重頭戲還沒有到來」。萊特認為,「至少在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直到2021年初,關稅一直會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