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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傻瓜一樣，我們不顧一切往前衝。我在政治性的1960年代成年，1970年代獲得博士學位，並一直擔任社會學領域的教授，教導碩士與博士生，直到2011年退休。
在美國社會興起第一次性解放運動時，我和學生們都樂見其成，認為這是將成年人，特別是女性，從傳統、法律與世俗束縛中解放的運動。當討論其對於孩童、家庭、社區的影響時，我們傾向輕描淡寫或認為有益：由於離婚變得簡單，讓生活在家庭衝突不斷、缺乏關愛的孩童得以解脫；合法墮胎使所有的嬰兒都是在「期望下誕生」；孩子不再會處於父母離婚、生母未婚、同居或任何非傳統家庭模式的陰影下。
然而，我們卻沒仔細思考隨之而來的問題：生育率下降及家庭人口萎縮。現在幾乎近一半的孩子，童年成長的環境是單親或沒有親生父母在身邊，這對從孩子到消費的影響是什麼？這個社會將會變得如何？或許是沒有父親或兄弟姊妹、也不再有表親或是父系親戚。20世紀末，曾有研究家庭的專家學者發出警訊，但鮮少人們注意到這些問題的嚴重性。
社會選擇視而不見
這可說是所有社會工作者面臨的核心難題，而現在我和學生們很難坦誠討論離婚、婚前性行為、同居、單親等種種社會問題，因為很多人就身處其中。人們也會擔心，討論家庭破裂和父親缺席的孩子，在家庭教育、犯罪、失業、心理健康等方面出現的各種負面社會問題，可能就會給單親媽媽、非婚生子、同居配偶蒙上汙名。
所以當我們討論家庭議題時，我們不再使用「家庭」（family），而是用「各種家庭」（families），避免特定的家庭結構會被認為歧視。我們動用各種公共資源照顧單親家庭與小孩，讚頌他們堅強的勇氣，但卻不擔心這樣的家庭可能對孩子有負面影響，且政府無形中起了鼓勵作用，用社會福利取代了父親的角色。
在女性及孩子不再依賴男性時，我們看到更多的是對政府的依賴。當下許多人把婚姻形容為「合法家暴許可證」，卻不願面對女人在婚姻的保護下，比其他關係如同居更安全的證據。母親的同居人若非孩子生父時，孩子遭受暴力與虐待的風險更高。
婚姻與家庭研究的教科書中，將婚姻關係「病理化」，否認這項歷史悠久傳統背後的意義：這是養育子女與確保父母責任的最佳選擇。即使所有富有聲望的學者都證明這是錯的，他們仍不斷將錯誤的意識形態灌輸給數以萬計的莘莘學子。無視所有證據，教科書作者、出版商與教授們堅持保留這項對婚姻與兒童的錯誤論述，甚至把它奉為圭臬。
破碎世代下的孩子
美國作家艾伯斯達特（Mary Eberstadt）在其新書《原始的吶喊：性解放如何創造認同政治》（Primal Screams: How the Sexual Revolution Created Identity Politics）中，指出性解放世代下誕生的孩子，如何以原始的憤怒來回應這個新世界。
這些孩子在身分認同的恐慌下成長，他們失去了自然、完整的家庭經驗，並非因為戰亂或疾病，而是父母追求性消費主義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無法得到「我是誰？」這個問題的明白答案。
艾伯斯達特描述，上個世代回答這個問題的方式，是對成人後組成家庭的期盼。他們預期自己也會組織家庭並生兒育女，父母、兄弟姊妹與每位家庭成員都會在原本的生活圈中，因此，「脫離家庭」即意味著悲劇的開始。艾伯斯達特在書中討論了「破碎世代」（Great Scattering）的家庭，以及他們的憤怒行為。
兒童時期權益被忽視的年輕人──如匿名捐精受孕的小孩，捐贈者有意地讓小孩沒有父親──在成年後才找到自己的歸屬。人工受孕與領養不同，領養是為了庇護家庭功能失常的兒童，而人工受孕僅僅是為了滿足成人的需求。但這些小孩長大後往往會公開表達出自己缺乏父親的失落感，如「沒名沒姓的我們」計畫（The Anonymous Us Project ）與「停止人工受孕」（Stop Surrogacy Now）等組織。
另一個破碎世代憤怒與疏離感的具體表現，就是流行音樂品味的轉變。艾伯斯達特說，這已經不再是描述「父母遺棄孩子」的音樂，而是「被遺棄的音樂」。像阿姆（Eminem）這樣的饒舌歌手，表達的是對父母──尤其是對父親強烈的憤怒，因為他們破壞了自己的家庭，讓孩子在失衡的家庭中成長。艾伯斯達特認為，身分認同根植於完整的家庭，年輕人採用另類的非家庭身分作為自我認同，透過種族、性別、性慾、文化性別的融合或「交集」來定義自己，產生了奇怪的結果。
正如艾伯斯達特說的：「進步思想和政治正確的成人將《OZ家庭秀》影集（Ozzie and Harriet，美國1940年代的熱門家庭電視劇，為理想家庭象徵）視為1950年代的壓抑象徵，而後全美上百萬的青少年迷上了新世代的音樂偶像，他們歌曲的共同標誌，就是宣洩自己缺乏核心家庭的憤怒。
許多案例顯示，尤其在美國校園中，對自我身分憤怒的孩子表現出情緒化、青春期叛逆。示威者的行為舉止則像哭鬧的小孩，到處用大聲公吼出自己的觀點、哭泣、碎念、尖叫或是乾脆用膠帶封住自己的嘴巴，好像自己是所謂的「被噤聲」。
最近時期女性主義就將粗魯、鄙俗、招搖、好鬥這些它所痛恨的特質集合成一個新名詞：「毒性男子氣概」（toxic masculinity）。女性主義者體現了「重塑男人」的精神，且傳達給女人一個訊息：「想要成功必須表現得像男人」，這完全與解放女性的精神背道而馳，反而讓很多女性成為「失敗的男性」。
為符合每個人的利益，我們合理化性解放運動，卻迎來一個世代後的惡果。事實上這是「父母的革命」，而孩子只能被迫承受破碎的家庭。──本文「Children of the Great Scattering: Life After the Sexual Revolution」原載於英文《大紀元時報》，作者亞當斯（Paul Adams）是夏威夷大學名譽教授，也曾擔任美國凱斯西儲大學（CWRU）學術事務副院長。亞當斯撰寫大量社會福利政策、品德教育相關文章。◇
在美國社會興起第一次性解放運動時，我和學生們都樂見其成，認為這是將成年人，特別是女性，從傳統、法律與世俗束縛中解放的運動。當討論其對於孩童、家庭、社區的影響時，我們傾向輕描淡寫或認為有益：由於離婚變得簡單，讓生活在家庭衝突不斷、缺乏關愛的孩童得以解脫；合法墮胎使所有的嬰兒都是在「期望下誕生」；孩子不再會處於父母離婚、生母未婚、同居或任何非傳統家庭模式的陰影下。
然而，我們卻沒仔細思考隨之而來的問題：生育率下降及家庭人口萎縮。現在幾乎近一半的孩子，童年成長的環境是單親或沒有親生父母在身邊，這對從孩子到消費的影響是什麼？這個社會將會變得如何？或許是沒有父親或兄弟姊妹、也不再有表親或是父系親戚。20世紀末，曾有研究家庭的專家學者發出警訊，但鮮少人們注意到這些問題的嚴重性。
社會選擇視而不見
這可說是所有社會工作者面臨的核心難題，而現在我和學生們很難坦誠討論離婚、婚前性行為、同居、單親等種種社會問題，因為很多人就身處其中。人們也會擔心，討論家庭破裂和父親缺席的孩子，在家庭教育、犯罪、失業、心理健康等方面出現的各種負面社會問題，可能就會給單親媽媽、非婚生子、同居配偶蒙上汙名。
所以當我們討論家庭議題時，我們不再使用「家庭」（family），而是用「各種家庭」（families），避免特定的家庭結構會被認為歧視。我們動用各種公共資源照顧單親家庭與小孩，讚頌他們堅強的勇氣，但卻不擔心這樣的家庭可能對孩子有負面影響，且政府無形中起了鼓勵作用，用社會福利取代了父親的角色。
在女性及孩子不再依賴男性時，我們看到更多的是對政府的依賴。當下許多人把婚姻形容為「合法家暴許可證」，卻不願面對女人在婚姻的保護下，比其他關係如同居更安全的證據。母親的同居人若非孩子生父時，孩子遭受暴力與虐待的風險更高。
婚姻與家庭研究的教科書中，將婚姻關係「病理化」，否認這項歷史悠久傳統背後的意義：這是養育子女與確保父母責任的最佳選擇。即使所有富有聲望的學者都證明這是錯的，他們仍不斷將錯誤的意識形態灌輸給數以萬計的莘莘學子。無視所有證據，教科書作者、出版商與教授們堅持保留這項對婚姻與兒童的錯誤論述，甚至把它奉為圭臬。
破碎世代下的孩子
美國作家艾伯斯達特（Mary Eberstadt）在其新書《原始的吶喊：性解放如何創造認同政治》（Primal Screams: How the Sexual Revolution Created Identity Politics）中，指出性解放世代下誕生的孩子，如何以原始的憤怒來回應這個新世界。
這些孩子在身分認同的恐慌下成長，他們失去了自然、完整的家庭經驗，並非因為戰亂或疾病，而是父母追求性消費主義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無法得到「我是誰？」這個問題的明白答案。
艾伯斯達特描述，上個世代回答這個問題的方式，是對成人後組成家庭的期盼。他們預期自己也會組織家庭並生兒育女，父母、兄弟姊妹與每位家庭成員都會在原本的生活圈中，因此，「脫離家庭」即意味著悲劇的開始。艾伯斯達特在書中討論了「破碎世代」（Great Scattering）的家庭，以及他們的憤怒行為。
兒童時期權益被忽視的年輕人──如匿名捐精受孕的小孩，捐贈者有意地讓小孩沒有父親──在成年後才找到自己的歸屬。人工受孕與領養不同，領養是為了庇護家庭功能失常的兒童，而人工受孕僅僅是為了滿足成人的需求。但這些小孩長大後往往會公開表達出自己缺乏父親的失落感，如「沒名沒姓的我們」計畫（The Anonymous Us Project ）與「停止人工受孕」（Stop Surrogacy Now）等組織。
另一個破碎世代憤怒與疏離感的具體表現，就是流行音樂品味的轉變。艾伯斯達特說，這已經不再是描述「父母遺棄孩子」的音樂，而是「被遺棄的音樂」。像阿姆（Eminem）這樣的饒舌歌手，表達的是對父母──尤其是對父親強烈的憤怒，因為他們破壞了自己的家庭，讓孩子在失衡的家庭中成長。艾伯斯達特認為，身分認同根植於完整的家庭，年輕人採用另類的非家庭身分作為自我認同，透過種族、性別、性慾、文化性別的融合或「交集」來定義自己，產生了奇怪的結果。
正如艾伯斯達特說的：「進步思想和政治正確的成人將《OZ家庭秀》影集（Ozzie and Harriet，美國1940年代的熱門家庭電視劇，為理想家庭象徵）視為1950年代的壓抑象徵，而後全美上百萬的青少年迷上了新世代的音樂偶像，他們歌曲的共同標誌，就是宣洩自己缺乏核心家庭的憤怒。
許多案例顯示，尤其在美國校園中，對自我身分憤怒的孩子表現出情緒化、青春期叛逆。示威者的行為舉止則像哭鬧的小孩，到處用大聲公吼出自己的觀點、哭泣、碎念、尖叫或是乾脆用膠帶封住自己的嘴巴，好像自己是所謂的「被噤聲」。
最近時期女性主義就將粗魯、鄙俗、招搖、好鬥這些它所痛恨的特質集合成一個新名詞：「毒性男子氣概」（toxic masculinity）。女性主義者體現了「重塑男人」的精神，且傳達給女人一個訊息：「想要成功必須表現得像男人」，這完全與解放女性的精神背道而馳，反而讓很多女性成為「失敗的男性」。
為符合每個人的利益，我們合理化性解放運動，卻迎來一個世代後的惡果。事實上這是「父母的革命」，而孩子只能被迫承受破碎的家庭。──本文「Children of the Great Scattering: Life After the Sexual Revolution」原載於英文《大紀元時報》，作者亞當斯（Paul Adams）是夏威夷大學名譽教授，也曾擔任美國凱斯西儲大學（CWRU）學術事務副院長。亞當斯撰寫大量社會福利政策、品德教育相關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