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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西柏林政府或其他組織是否幫助您們在西部定居？
沃爾特：既然我們真的拋下了東柏林的一切，那麼就需要一種全新的生活。在難民登記的歡迎營中，我們都領到了一些基本的衣服，或許還有一些錢。我們不需要太多，因為我們從親朋好友那得到了很多幫助。
記者：回顧整個逃亡的驚險過程，如果您的父母被捕，可能會入獄，您父母可曾想過這種後果？
沃爾特：他們可能想過。即使是這樣，他們還是決定去冒險。我父母後來承認，如果沒有孩子，他們或許不會冒險。但為了我們的未來，他們願意去冒險。
記者：生活在自由世界中他們有多高興？
沃爾特：他們從不後悔自己的決定。對他們來說，以自己想要的方式自由生活，表達自己的見解，免於遭受壓迫的恐懼，並成為真正民主的一部分是最重要的。這沒有妥協的餘地。
記者：身處共產主義統治的這段經歷是否對您們產生了影響？
沃爾特：我很確定這影響了我的父母，也確實影響了我。我不能代替姐姐們和弟弟說話，但是憑著我們的經歷，我們大家肯定對共產主義的恐怖和壓迫變得非常敏感，無論何時何地。有些人寬容地認為「並非一切都不好」，這樣的說法淡化了罪行，甚至忘記了共產主義政權的殘酷和那些受害者。
記者：我知道您向各種團體談論過您家人的這段逃亡經歷，有時也會遭遇質疑，您能談談這方面的感受嗎？
沃爾特：這實際上取決於與什麼樣的聽眾交談。如果是由前東德共產黨發展而來的該黨擁護者，您會聽到為所發生的事情辯護的聲音。比如東德必須「保護」其社會和邊界不受所謂的「帝國主義勢力和侵略者」的侵害。他們認為，恐懼和仇恨的東德祕密警察，其活動是防禦內部敵人的必要步驟。
在德國的西部和南部，那些從未去過東德的人們有時缺乏認清共產主義現實的能力。他們通常會默默聆聽，也不會否認聽到的聲音。
年齡較小的人群有時在政治上是固執的，不願意聽到不符合他們偏左世界觀的事實。有一次在美國佛蒙特州，一些年輕的美國學生來參加德國的一個暑期學校，他們對我所介紹的一些無可置疑的事實表示難以置信。
記者：您認為我們該如何幫助學生和年輕人認清共產主義真相？
沃爾特：有關極權統治罪行的檔案和對那個時代人們生活的紀錄，一定要公開。重要的是，要以客觀、冷靜和公正的方式向年輕一代展示這些歷史事實。
我認為，德國在向公眾（包括年輕人）介紹納粹政權的罪行及受害者的經歷方面做得很好。保持這些記憶是至關重要的，準確的歷史事實能讓人耳聰目明，讓人們警惕重複殘酷和不人道政權的危險。
記者：作為一名剛退休的外交官，又擁有這麼一段特殊的經歷，在2019年放眼世界時，您最為擔心的是什麼？
沃爾特：共產黨要操控人們的行為、思想和話語，他們還要決定是非好壞的標準。任何不按照他們意志行事的人，都會遭受致命的後果。
我看到，無論在公開場合還是私下談話中，人們對不同意見的容忍度越來越低。諸如移民、氣候變化或種族主義等政治話題就是例子。我們在美國的教育機構以及歐洲越來越多的機構中，看到了無法接受的、危險的信號。
比如激進的學生團體強烈抗議預定的演講者，他們可能對演講主題有爭議。抗議者不去容忍是很不好的，更糟的是大學竟然屈服於這種抗議，還勸阻受批評的演講者。
這種凌駕於公開演講之上的主導權，可能是破壞民主和建立專政的第一步。教育機構應該是討論和對話的場所，是學習和實踐批判性思維的場所，而不是面對爭議時退縮的場所。（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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