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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您是否還記得聽到父母談起過打算逃離東柏林的計畫？
沃爾特：不，他們從未在孩子面前談論過此事。但我們注意到，從1961年8月13日起，當我們與西柏林和西德的邊境完全封閉時，他們的心情發生了巨大變化。
我父母於1961年9月，很快安排了一次在圖林根的家庭度假。後來我們才知道，他們是為了查看「綠色邊界」（Grüne
Grenze），這是與西德接壤的茂密樹林，如果在籬笆中找到無人看守的洞，我們就可以穿過去。但那時武裝警衛和訓練有素的警犬對邊境管制已經非常嚴格，以致風險太大，這顯然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
記者：孩子很難守住祕密，您父母之所以對你們隱瞞逃亡計畫，是怕你們走漏風聲吧？
沃爾特：或許是，他們真的做得很好。直到最後一天，我和弟弟還什麼都不知道。姐姐們可能知道得更多些，可以肯定的是，她們被囑咐過不能說。一般來說，東德人已經習慣於在公共場合保持謹慎和沉默，因為你永遠不知道誰在偷聽。
記者：談談幫助你們逃離的團體和那些勇敢的人們，你們是怎麼穿越柏林牆的？
沃爾特：幫我們逃離的是從小和我父親一起長大的玩伴，他是西德的一名新教牧師，他聯繫了一個瑞士學生團體，該團體制定了幫助我們從東德逃離的策略和具體計畫。該團體的成員以東柏林一日遊的訪客身分前來，與我父母取得了聯繫。
他們提出的計畫是，讓我們帶著偽造的瑞士護照，從東柏林以「回程遊客」的身分前往西柏林。我們家要分成3個小組，去往不同的檢查站。我母親同意了，前提是她不能與8歲的雙胞胎兒子分開，計畫因此有一些小的改變。
為了最大限度降低暴露風險，我們對所有東柏林的朋友隱瞞了逃亡計畫，只有一位例外，那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賴的朋友。他將我們的家犬Mira帶到了西柏林和西德之間過境公路上的一個停車場，然後將Mira交給了「恰好」在那裡等待的西柏林朋友。
記者：您與家人逃亡的經歷像是一部驚悚電影。告訴我們逃亡日是哪天？那天都發生了什麼？
沃爾特：逃亡日是1961年11月11日，一個下著雨的星期六。父母允許我和弟弟看電視直到深夜，這對我們來說很不尋常。我們被告知，全家人稍後將拜訪西柏林的一位叔叔，他的家中有一個很大的鐵路模型。
接下來就是換衣服。我母親穿上與平常不同的服裝，這些服裝只帶有西方國家公司的標籤。這是一個預防措施，可以應對在檢查站碰到脫衣搜身的情況，因為瑞士遊客決不會穿著帶有東德標籤的衣服。
到了晚上，我們6個人開著一輛瓦特堡（Wartburg）家用汽車駛向市區，停在了歌劇院附近的某個地方。在一片漆黑的夜色中，我們見到了幫助我們逃離的瑞士人。我母親帶著我和弟弟坐上了配有瑞士車牌的汽車，開車的是一個陌生人。
下一個任務是吃安眠藥，使我和弟弟昏昏欲睡。而且我們每個人都有了一個瑞士名字，以防邊境檢查站有人直接問我們。那時，我們意識到正在發生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
服用安眠藥對我沒有任何作用，所以我記得那段旅程的全部細節：檢查站的長途汽車排成行，前座的母親和駕駛員像是老朋友一樣聊著天。邊防警衛是一個胖女人，有濃重的薩克森口音。她的舉止極為不友善，或許想證明自己在工作中可以像男人一樣強硬。她專注於檢查成年人，沒太注意在後排座位上的我和弟弟。
記者：當全家人在西柏林重聚的時候，一定非常激動人心。您能形容一下嗎？
沃爾特：集合點是西柏林的一家深夜咖啡館。我們先到了那裡，已經是午夜了。我記得我和弟弟已經很累了，一直問母親其他人何時會來。她非常耐心地回答了我們幾次，向我們保證我們的父親和姐姐們會隨時出現。那時她的冷靜和克制，讓我這一生都感到非常佩服。
當他們終於到來時，大家都流下了眼淚，不停地擁抱、無比感激，但是這一夜還沒有結束。接下來，我們去按了朋友家的門鈴，他們根本不知道我們會來。但那段時間西柏林的人們隨時做好準備，因為柏林牆另一側的人們可能會突然來訪。那天晚上，迎接我們的是敞開的門、溫暖的床和熱情的關懷。第二天（星期日），我們去商店買了第一樣東西——6把牙刷！（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