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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陸媒報導，中國農村正在緊鑼密鼓地實施「合村併鎮」（也叫「撤村併鎮」）計畫，該計畫是根據2018年9月26日，中共國務院印發《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文件以解決「三農」問題。
什麼是「合村併鎮」？文件第九章第四節中稱，對位於生存條件惡劣、生態環境脆弱、自然災害頻發等地區的村莊，因重大項目建設需要搬遷的村莊，以及人口流失特別嚴重的村莊，通過易地扶貧搬遷、生態宜居搬遷、農村集聚發展搬遷等方式，實施村莊搬遷撤併。
所謂「三農」是指農業、農村及農民。農業是指整個農業的產業如何振興，農村是指整個農民的生活狀態和環境是否得到現代化的提升以及農民的實際生活水平是否得到提高。
中國金融分析師任中道對本報表示，中共搞「合村併鎮」有三方面目的，一是提高城鎮化率，利用土地招商引資，當地官員搞政績，或騙取補貼；二是房地產開發，和棚戶區改造一樣，換了個名字；三是把人集中起來管理，便於監控。
中國經濟學者何軍樵對本報表示，解決「三農」問題是表面目的，中共真正的目的是強化統治，穩定社會的管理基礎，它是要「維穩」：「歷史上幾乎都是農民造反，王朝垮掉，農村不亂，國家就不會亂。所以，從中共的執政角度，它對農村非常關注，為了使『三農』問題得到所謂的解決，下了很大功夫，而且對農村的各種矛盾也是非常的敏銳。」
對此，中共採取了兩個做法，何軍樵說，第一，表面上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發展農業，解決好「三農」問題，「農民就不造反了」；第二，加強黨的管理，強化治理，「現在黨的村支書都由國家發錢，也就是它不會放鬆對每一個社會細胞的控制，控制到每一個村裡面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這兩點就是它的動因。」
網民對「合村併鎮」不買帳
《規劃》中稱，「合村併鎮」搬遷撤併後的村莊原址將復墾還綠，而且遷建撤併中，不得強制農民搬遷和集中上樓，不搞「一刀切」。
但據悉，「合村併鎮」將效仿城市，實行統一規劃、統一建房、統一居住，統一拆遷，把更多的宅基地騰出來，恢復耕種，保證18億畝可耕地紅線。
對此，有許多網民紛紛發文：「不強制，全國人民有幾戶願意的？」「當年蘇聯集體農莊。」「絕對被執行得面目全非。」「城市裡的強拆三絕『斷水、斷電、斷路』之後，還有的選擇！？」
「農村拆遷800一坪，還沒有三線城市零頭多，誰願意拆？鎮上買個房子還要倒貼十幾萬，還是農村房子住著舒服，空氣新鮮。」「我有房子，不能因為合村併鎮就將房價便宜折算再去買翻了十倍的房子吧？！這錢誰都不願意出。」「瀋陽市的區縣政府，承包地溫室大棚都按違建拆了。」「私有財產應受法律保護。」「最後最倒楣的人是：沒有了土地，又沒錢的農民，年老體弱多病時，吃土也要看別人的顏色！因為你一無所有！」
「貴州多少山裡合併到城市裡，沒待半年都又跑回來了，沒工作就沒有吃的，農村上還可種點莊稼。」「我還是比較喜歡農村的生活，有自己的小院子和菜地。」「住樓房，還要交物業費。」「我還需要土地給我養老呢。」「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別忘了。」
何軍樵說，中共根據山東德州經驗，推出強化農村走城鎮化的「合村併鎮」方案，目前已經搞了幾個樣板村，外表是住新房，環境也不差，但存在許多問題：「搬遷後的新房離承包地太遠，農民種地不方便；不能養牛養羊，不能種菜，還得自己買菜吃，還要交物業管理費，生活水平實際上是下降了。還有，雖然人集中居住，辦工廠容易招工，但中國目前缺的就是工廠，如果一個農村家庭沒有人出去打工，他的家庭基本就是貧困的。更重要的是，拆併過程中如何保障農民的權益，沒有錢買不起新房等問題。」
何軍樵表示，「合村併鎮」中的扶貧搬遷、生態宜居搬遷還是農村集聚搬遷，其實中共最終目的是為了賣地，「地方政府叫土地財政依賴症，不賣地就工資發不了、城市建設搞不了，就得不斷地徵地、賣地，這是體制問題。」
「合村併鎮」收走「承包地」「宅基地」
實施「合村併鎮」計畫後，無論是「承包地」還是「宅基地」，農村許多土地將被收走，「宅基地」將用於耕種。
何軍樵表示，收走「宅基地」可能會帶來問題，「農村的宅基地是一個產權不明晰的地方。」他說，「當初農民用自己的耕地加入合作社，但宅基地沒有繳給合作社，宅基地到底是誰的，按照中共所謂的政策，宅基地都是國家的，但是人家沒有繳，那是人家的祖產。」
中共49年建政後，採取暴力土改，消滅了所謂的地主階級，把地主的田分田到戶給農民。社會主義改造時，農村成立互助組，農民將分得的土地入股合作社，到了大躍進的人民公社，土地從農民一家一戶所有變成了集體所有，農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土地被收歸國有，土地國有化從此開始。
「1949年到1979年這30年裡，中國的農民是非常苦的。」何軍樵說，農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也失去了自己的人身自由，「被限定在人民公社和生產隊的範圍裡，生活非常痛苦。」
1979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開始所謂的經濟改革，「最早是安徽農民包產到戶，重新將土地分配給農民」，何軍樵說，「但並不是把原來入股的土地還給農民。其實這是政府違約，因為合作社不搞了、人民公社也取消了，就應該把農民的土地還給農民，它不還，它搞承包制，聯產承包制。也就是說，土地已經是國有的了，不是私人的，只是交給你耕種。」
據資料，從49年到79年所謂改革開放初期，各種建設徵用農村集體所有土地約8000萬畝；改革開放以來，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在經濟、社會、生活等建設項目中又從農村徵用了1億多畝耕地。
這後30年是中國房地產泡沫最嚴重的時期，何軍樵表示，「三農」問題沒解決，新的問題開始了，一個是由於土地產權不清造成的拆遷問題層出不窮，甚至經常鬧出人命。
「我看孫立平的影片，山東有個經驗，直接下命令，一年一變，三年一大變，今年至少拆100萬房子，否則區長不用當了，拆房後的土地要賣出去。土地要賣出去的時候，由於中共沒有把土地還給農民，農民被成為耕種者、承包者，所以沒有權利做主，政府做主，國家（市區鄉村政府等）拿大頭，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思考，土地是國家的，怎麼又叫集體所有製。所以，到最後農民拿到的錢不足以以後的生活，而且相當不公平，農民拿得太少。」
1998年修訂的《土地管理法》第47條規定：「徵收土地的，按照被徵收土地的原有用途給予補償。徵收耕地的補償費用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總和不得超過土地被徵收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30倍。」
也就是說，按照這個政策，如果按每畝耕地產值1000元/年計算，那30倍就是3萬元，也就是把未來30年耕地上的全部農業產出，一次性給農民3萬元補償。這3萬元並沒有考慮未來物價上漲等因素。
「中國農民對土地的依賴和那種感情真不是一般人能夠理解的，在中國傳統社會農村裡面流傳一句話，就是錢可以用完，地永遠在那裡、永遠有收益，地是可以傳給子子孫孫的，看得見摸得著，每年有收益，地是農民的根子。」何軍樵說，「儘管中共取消了還糧，2000年開始，農民不再繳公糧，還出了很多所謂的惠農政策，但農民的根沒有了。」
除此，第二是權利的問題，何軍樵說，法治不清明，人民的權利得不到保障，「農民這個弱勢群體只有通過上訪給當地政府壓力試圖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最後還是返回到地方政府去處理，上訪這個途徑沒用，除非造成了維穩的事情，影響到當地父母官的烏紗帽，所以會看到出現大量強拆的現象。」
農民一直被當韭菜割
何軍樵表示，之後，中共又通過在城鎮化過程中來提升解決「三農」問題，「目前各鄉鎮城市建設用地平均地價，農民獲得的總收益都不可能超過總地租利益的15%，部分村莊的農戶更是低的離譜，這一大把韭菜割了，誰賺的更多，地主，哪個是地主，國家。」
據十年前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調查，從49年到2010年左右，中國農民一共為國家貢獻了60兆元的收益，「就是被割韭菜，完全做了貢獻，包括通過工業產品的價格和農業產品收購價的剪刀差，農民犧牲了30兆元，因為國家兼併土地，在土地買賣當中低價行為，又導致農民損失了自己利益30兆元，合計60兆元。」
「所以，改革開放40年，農民富裕了嗎？廣東的城中村農民真富了，但絕大部分的農民沒有變化，農村產業沒有提升，農村狀態和環境沒有改變，農民的生活水準也沒有得到提高。農民真的很窮、很苦、很可憐。」何軍樵說。
「合村併鎮」不能解決「三農」問題
何軍樵表示，「合村併鎮」表面上看真好，不浪費土地，耕種的耕種、出租廠房的出租廠房，還可以分紅，農民剩下時間可以外出打工，但它的前景並不光明。
「第一，沒有那麼多像深圳、上海、北京的城中村；第二，沒有那麼多的工廠去安置這些農民，如何去提高他們的生活；第三，房地產開發現在已經泡沫了，再搞下去不得了，也沒有那麼多房地產公司來開發；第四，集中搞產業，大家都來種蔬菜，那蔬菜賣給誰？所以，也根本不能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而且『合村併鎮』會帶來很多矛盾，拆遷的矛盾，很多強拆導致農民上訪。」
何軍樵表示，要解決「三農」問題，就要工業化，而工業化之前，首先必須解決農村土地產權制問題，就是要恢復農民的地權，產權，「把土地還給農民，產權不明晰也會造成『空心村』；第二，允許土地自由買賣、兼併；第三，人權保障、政治清明、法治公義，這樣才能不出現黑社會，否則，農民、城鎮居民永遠都是弱勢群體。」
何軍樵說，中國的農民有一個家的觀念，誰執政跟他沒關係，只要讓他活下去，他就會像一棵草一樣艱難的活下去，哪怕活得很卑微他也會活下去，「不管王朝更替、不管哪個主義他都要活下去，這是中國農民最大的特點，所以，中國人到海外也不關心政治，他不到流離失所是不會造反的。」
「所以這個國家好管理，這個人民好善良，這麼好的人民、這麼容易管的人民，如果再不認認真真做一些事情，真的是天理難容。」
但是，「紅朝中共是中國3600年歷史當中對國家管理、治理最強化的朝代，法律、公檢法是它的刀把子、軍隊是它的槍把子，宣傳部是它的筆桿子，這樣的國家根本不可能走上工業化，這樣的制度，它給了權力，尋租有很大的空間。所以，土地永遠不可能私有化，怎麼合村併鎮，『三農』問題根本也不會解決。」
何軍樵表示，中共曾在80年代初提出到本世紀初中國要實現四個現代化，「現在實現不了了，不提了，不兌現了，算是政府造謠」；現在說，到明年要消滅貧困人口，然後到2025、2035直到所謂100年計劃等，「到時候能不能實現，反正前面都沒有實現。」何軍樵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