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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軍級以上軍官軍銜，基本上都是少將以上（副軍級也有是大校軍銜）。當局為何要在2019年年終之際， 要「先行調整軍級以上軍官軍銜晉升有關政策」呢？按照當局的說法是，按照軍官職業化改革方向，「全面推開軍銜主導軍官等級制度」。那麼，到底具有哪些「意義」呢？本文試作如下三點解析。
第一，試圖穩住、拉攏、控制高級軍官群體，確保 「軍委主席負責制」。
習近平治軍的兩大招，就是「軍中打虎」 與「軍改」。其表面用意是欲把軍隊從腐敗不堪轉變為「能打仗、打勝仗」，「裡面」卻是抓緊軍權、防範政變。
所以，我們看到，上屆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現任軍委委員張陽、房峰輝及多位上將紛紛落馬，尤其張陽被稱自殺身亡，軍隊震撼都懵了。19大後「打虎」氣勢不如以前，但落馬者仍持續不斷，許多將官隱形、命運難料。今年10月26日，官方又首次證實戰略支援部隊前副司令員饒開勛（中將）、西部戰區陸軍前副司令員徐向華（少將）落馬。
此外，當局頻繁換將，兵無常將、將無常兵。所有這些，都使軍心不穩、將心不穩。
習近平當局為穩定軍心、將心，給了軍官這個群體一條出路：軍官職業化；同時，為理順軍官內部等級關係，將當前已執行多年的、弊病叢生的以職務等級為主導的等級體系，轉變為軍銜主導軍官等級制。（軍官職業化是世界各國普遍做法。）
第二，「軍官職業化」是項系統工程，要動利益格局，當局低估難度。
但是，軍官職業化並非說句話這麼簡單，它屬於軍事政策制度改革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難的部分之一，當局大概沒有料到難度如此之大。
例如，軍官職業化，要保證軍官待遇優厚，而這需要投入大量財政資源。軍費是一定的，這塊漲了，就得消減其他方面，利益是剛性的，這不打架？如果漲軍費，財政又怎樣保持總體平衡？
又如，軍官職業化，必定要大量減少軍官，誰上誰下？中共軍隊向來是山頭林立，軍改中將陸軍18個集團軍縮減為13個，番號重新編，意圖就是消平山頭。但明的山頭好像沒了，暗地裡的人際裙帶關係，卻斷斷是去除不了的，軍中新的派系鬥爭，一直是或明或暗地進行著；尤其是中共政局「向左轉」、持續惡化，反習勢力更易聯絡。軍改中的危機一直都潛藏著。
又如，軍官職業化，出路（退役）要通暢，而軍官轉業安置一直是個老大難。當局強調「推進軍事政策制度改革是軍地雙方的共同任務，需要中央和國家機關、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關心支持。」沒有極強的政治壓力，地方會願意揹軍方甩出來的「鍋」？其中，當局又如何把捏？
第三，當局欲以先行調整軍級以上軍官軍銜晉升政策來推進軍官職業化，以軍官職業化來推動軍事政策制度改革。
前述問題反應出的，是利益格局必須大調整，除了軍隊內部關係調整外，還牽扯到外部的軍民關係、軍地關係調整等等，千頭萬緒，難以一時理清，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實際也是如此。
舉個例子。早在2016年3月，中共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提出
「制定國防交通法，修改現役軍官法等」，但沒有下文。今年3月，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中又提出「集中力量落實好黨中央確定的重大立法事項」，包括制定軍民融合發展法、退役軍人保障法，修改現役軍官法、兵役法等。
今年11月26日，當局召開「中央軍委軍事政策制度改革諮詢評估任務部署會」，分領域對擬出台政策制度和主要改革舉措項目進行獨立客觀評估，為中央軍委提供決策諮詢服務。這也是改革難度的一種表現。
按照當局軍改規劃（三大戰役），將依次推進領導指揮體制改革、規模結構和力量編成改革與軍事政策制度改革。2018年11月，當局召開「中央軍委政策制度改革工作會議」，標誌著「第三戰役」開始，其初始目標是：2020年前，完成各領域各系統主幹政策制度改革，構建起軍事政策制度體系基本框架；2022年前，健全各領域配套政策制度，構建起比較完備的軍事政策制度體系。
2019年即將結束，當局初始目標難以按期完成。
在這種情形下，當局先行調整軍級以上軍官軍銜晉升有關政策，意圖就是以此為突破口，作為修改軍銜條例和現役軍官法的「緊前作業」，推動軍官職業化；再以軍官職業化來推動軍事政策制度改革。
這個做法也有前例。當局為有效管控最高層人員和高級幹部，中共政治局曾於2016年11月30日，審議通過規範黨和國家領導人有關待遇文件；之後，軍方先行，2018年1月1日正式施行《軍級以上領導幹部有關待遇規定》。當局策略是「以上率下」、「以軍促民」。
但這個做法有沒有效就難說了。例如，2014年10月，中紀委監察部官網稱「中央正制定省部級幹部生活待遇規定」，但是「只聽樓梯響，未見人下來」。
而且，當局的軍官職業化和軍事政策制度改革，目的是保黨，是把軍隊當作黨衛軍，閹割了軍人之精神，完全背離了「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之常則，註定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