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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他們的分析，俄羅斯2018年的國防開支並不是610億美元，而是1,590億美元。中共的軍費開支幾乎是最近公布的2,500億美元的兩倍，約為4,500億美元，這達到了美國軍費開支的75%。
這些新的數據源自一種不同於以往的計算方法：長久以來，人們使用匯率來比較支出，新方法則是採用「購買力平價」（Power Purchasing Parity，PPP）。後者比較的是一國貨幣在當地的購買力。
對於每天沉浸在飛彈炮台、艦艇編號、部隊、訓練、地形、不對稱優勢和勝利理論等等戰術細節中進行研究的軍事分析家和將軍們來說，這兩套粗略的計算數字都不太可能對對手軍事實力的總體評估產生太大影響。
但據提供新數據的研究人士表示，舊的軍費支出的數據誤導了媒體的報導宣傳，也扭曲了一些關鍵決策者對於眼前威脅的看法。
英國伯明罕大學「歐洲、俄羅斯和歐亞研究中心」（CERES）主任康諾利（Richard Connolly）對此表示：「我認為這種舊的、粗糙的軍費開支分析已經滲透到決策機構的每一個層面。」
他對《大紀元時報》表示：「我已經敲了大約兩年的鼓了。」「我想我是唯一一個寫過用『購買力平價』來分析俄羅斯軍費開支的文章的人。幾乎所有人，無論是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等智庫，還是更廣泛的媒體或政策制定者，都在使用市場匯率來計算和分析。」
他說，基於市場匯率的軍費計算方法，是被用來對各國軍費開支進行排名的標準衡量方法，「大多數關鍵的決策者都在使用它」。
他說，這是因為它沒有考慮到各國勞動力成本和貨幣市場的變化，「它導致較貧窮國家的軍費開支被低估，同時高估了較富裕國家的軍費開支」。
替代措施
2019年10月，康諾利為CNA軍事顧問委員會（一個擁有75年歷史的軍事分析研究機構）撰寫一份臨時報告，詳細分析了為什麼基於匯率的數據不能反映俄羅斯的實際軍費開支，並公布了一套基於「購買力平價」分析的新數據。
康諾利說，有時候很明顯能看出，使用市場匯率的計算結果是不合理的。他舉了2014年至2016年前後，俄羅斯軍費開支的例子，當時俄羅斯正在增加軍費開支。
他解釋：「他們購買了更多裝備，參與了更多行動，他們在軍事採購方面達到了頂峰，在那一年，他們採購了數十枚攜帶核彈頭的洲際彈道飛彈，數十架快速戰鬥機及100多架直升機。僅僅在那一年（2014年），你就能夠看到這個驚人的採購清單。在此期間，以盧布匯率計算的（軍費開支）增幅相當大。」
「但在基於市場匯率的計算方法下，由於石油價格在2014年夏末／初秋暴跌，盧布走弱。因此，根據市場匯率，他們在2014年和2015年的軍費開支（明顯）都有所下降。」
康諾利公布了自己根據「購買力平價」的方法進行的估算結果，該估算結果顯示俄羅斯2018年的軍費開支為1,590億美元，而不是根據盧布匯率計算出的610億美元。根據他計算出的數據，俄羅斯國防開支在2016年達到了2千億美元的峰值。
根據康諾利的「購買力平價」方法計算，伊朗去年的軍費開支將接近500億美元，而美國國防情報局去年的報告中，對此引用了基於匯率的數據：130億美元。
根據他的計算，中共去年的軍費支出超過4,500億美元。
美將軍也同意匯率誤導
2018年，在參議院撥款委員會的聽證會上，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麥利（Mark Milley）將軍就曾暗示了這個問題。
當時，該委員會的伊利諾州民主黨資深參議員杜賓（Dick Durbin）質詢：「我們正在花費6千億、7千億美元來對付一個花費800億美元的敵人」，「為什麼這還是一場較量？」
麥利回應時注意到了這些數據的問題，他說：「我們是世界上薪酬最高的軍隊，遙遙領先。俄羅斯士兵或中共的士兵的成本與此相比非常低。」
麥利總結說：「我認為你會發現，中國（中共）和俄羅斯的投資、現代化、新型武器系統等等，及它們的（研發）——這些都是政府擁有的，而且成本也低得多——我認為你會看到一個更接近的對比。」
康諾利也認為，勞動力成本是造成軍費開支數字偏差的主要因素。
新加坡拉惹勒南國際研究學院（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軍事轉型計畫訪問資深研究員比辛格（Richard
Bitzinger）對此評論說，「購買力平價」所面對的問題在於，對於軍費開支，還沒有一個普遍認同的公式，「因此，對軍費開支的大多數分析都在使用匯率標準，這是很自然的」，關於是否都使用「購買力平價」進行衡量的爭論，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
比辛格對《大紀元》表示：「『購買力平價』的主要優勢在於，如果處理得當，它能夠提供更準確、更具可比性的國防支出數據，反映出真正的消費能力。」「它的缺點在於，它可能誇大消費能力，而忽略了培訓、領導力、士氣、裝備品質等無形因素。」
比辛格也認為，匯率數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誤導性，「但是使用國防預算數字進行分析總是有風險的：它只能說明一個國家的軍事優先事項、方向等等。人們應該時刻警惕『單一數據點』（one data point）的分析」。
即便提供一個軍費開支的數字，大多數軍事分析人士也會說，它只是個廣泛的軍事實力指標，甚至與任何兩個對手在對方的地盤，或任何其他特定情況下的表現，都相去甚遠。
比辛格說：「真正評估一個國家的軍事實力（及它是否在改善或相對優於其他國家），總是需要多方面考量：包括預算、採購、品質、訓練、戰術等。」
對俄羅斯來說，甚至對中共來說，對它們的軍費開支進行任何形式的評估都是困難的，因為軍費開支往往是模糊的或者是捏造的。
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and Strategy Center）資深研究員費舍爾（Rick
Fisher）說：「儘管大多數分析師和政府都明白，中共公布的軍費數據純屬虛構，但它們至少可以視為反映中共軍費增加的『官方』指標。」
他說：「不管怎樣，政府和私營部門的研究人員能夠對中共所披露的很少的資訊進行評估，並將其與其他獨特的資訊來源結合起來，得出有用的評估，但這仍然是一項日常而密集的工作。」
西澳大學商學院院長羅伯遜（Peter Robertson）教授一直在研究軍費開支的數據，他確信，基於匯率計算的軍費開支數據具有誤導性，基於「購買力平價」計算的數據才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和康諾利一樣，他認為這些新的數字並沒有在五角大廈內部，引起更深層次的認知問題。
羅伯遜對《大紀元》說：「但我肯定地認為，在媒體的討論等等方面，人們正把這個新數據當作一個快速衡量中共與美國對比，或者評估近年來中共變化的標準。」
羅伯遜說，從理論上講，利用匯率計算的方法可能比較適用於軍事裝備的採購，比如在國際市場上出售的各種機關槍，但軍隊也是由人員組成，這就是問題所在，「中共軍隊的預算中有很多是用於個人的東西，粗略地說，大約1/3的軍事預算用於士兵或國防人員」。
他說：「事實證明，即使考慮到技能水平等方面的差異，與美國士兵相比，中共的士兵非常廉價。」根據他的分析，中共國防部門的規模大約是基於匯率衡量方式所顯示的兩倍，俄羅斯大約是3倍，土耳其大約是4倍。
羅伯遜和康諾利都認為，使用基於匯率得出的數據不僅會扭曲國家之間的對比結果，還會影響同一國家內部的各年度之間的對比。
羅伯遜舉了中共軍費開支的例子說：「近年來，媒體上有很多關於中共軍費開支以兩位數增加的報導」，「實際情況是，中共的工資正在快速增加，因此軍隊和工廠一樣，面臨著個人成本和退休金的持續上漲。因此，他們用同樣的支出獲得的實際資源數量，正在下降。」
「購買力平價」更好 但無法完全準確
羅伯遜說，一旦根據工資上漲的成本修正數據，軍費開支的增加就比按照匯率計算數據顯示的結果要溫和得多。他將自己更有針對性的軍費分析數據，與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數據和按照匯率的數據進行了比較。
他說：「你會得到一個對機槍（匯率）和人員（購買力平價）都各有好處的方式。問題是：平均而言，哪個國家的軍費開支更高？」「我發現，『購買力平價』指數（即使是僅僅基於消費者指數）的確比基於市場匯率的指數更有效。但它們仍然不是準確的數字。」
康諾利說，他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他說：「使用『購買力平價』的方法並不完美，但我認為它大體上是正確的。而按美元市場匯率來計算則完全是錯誤的。」
他指出，一些人說，用於「購買力平價」的消費者價格籃子，並不是軍方所特有的。但他認為，它仍然與軍隊的成本有關，這就是這種對比可以成立的原因。
康諾利說：「交通費用是多少？這將與物流成本有關。生活費用是多少？這將有助於衡量一個士兵的購買力。一輛汽車的價格是多少？這將與製造成本等有關。」
他說，他正在研究一個專門針對俄羅斯軍方的「購買力平價」方案，其他人正在研究針對中共的方案。
支出與戰略
對於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CBSA）的分析師而言，比較軍費開支的挑戰不僅僅是將一組簡單的數字交到決策者手中，而是讓他們思考其戰略意義。
CBSA資深研究員施拉姆（Harrison Schramm）表示，對軍費開支細節的深入研究結果揭示了軍事戰略選擇及其局限性。
施拉姆對《大紀元》表示：「在我們目前的工作中，我們專注於對戰略選擇的研究，而金錢最終只是一個替代品，因為金錢很容易衡量。」「我們在工作中尋找的答案是，『如果我選擇A，它將如何影響未來選擇B的能力？』所以這就是我們要追求的細節水準。」
施拉姆表示，要做一個「蘋果對蘋果」的支出對比是非常困難的，「這方面真正的藝術在於選擇易於處理和可解釋的方法。」
施拉姆正在選擇尚不夠完美的統計方法來計算船舶或飛機的成本，就是為了使這個過程更容易實現。但是要得到這些數字並不容易。
隱藏數字
施拉姆說：「在美國的公開的論壇上有大量關於他們如何花掉軍費的數據」，「而俄羅斯和中共不會這麼做。我們有他們的軍費總額，我指的是他們能開出的支票的總額。然後我們把它分成幾個類別，這都是非常不透明的。」
他認為：「之所以難以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中共和俄羅斯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他們真正的軍費開支是多少。當你進行分析或試圖應用統計數據時，你會發現自己不得不做出很多假設，因為這些都有很大的自由度。」
費舍爾說，中共的軍費和民用開支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這使得評估中共軍費開支的問題變得更加複雜。
費舍爾說：「在軍民融合模式下，現在中共對經濟服務於軍隊有了更廣泛的要求。從本質上講，中國共產黨認為建設軍事力量所需要的任何東西，都可以被轉移到這個目的上來。因此我們可能會說：現在可能任何人，甚至是中共自己，都不可能告訴你中共軍費開支的真實數字。」
他說，自1998年以來，美國國防部一直在發布中共軍力的年度評估報告，現在稱為〈中國（中共）軍事力量報告〉（China Military Power Report）。
費舍爾說：「20年來，這份報告為美國納稅人和世界其他國家定義了中共實力的崛起。中共的政治和軍事領導層永遠不會拿出一份像美國那樣可信的報告。他們每年都對這份報告怨聲載道，但我的評估是，他們實際上對此非常感激，因為這份報告帶來了他們非常渴望的、外界對他們的恐懼。」
與此同時，康諾利指出，在俄羅斯，基於市場匯率計算出來的數據很適合總統普亭（Vladimir Putin）的口味，他本人經常引用這些數據。這些數據誇大了「被包圍的堡壘」的概念，即一個四面楚歌的勇敢俄羅斯，被資金雄厚得多的西方軍事強國四面包圍。
康諾利說，儘管他的數據可能適合於那些推動軍費預算的軍界鷹派，但他認為，依據市場匯率的數據在西方國家得到使用的部分原因是它符合了某種說法，即西方國家遙遙領先於它們的競爭對手。（全文完）◇──本文原名「Wages and Warfare: Standard Measure May Vastly Understate Russia, China’s Military Spending」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