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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靠著鬥爭學說和實踐，從蘇區到延安，逐步謀取和奠定了其黨內絕對領導地位。建國後，這種黨內鬥爭仍然繼續。例如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搞突然襲擊整掉彭德懷，與會的中央領導們沒有一個能不表態過關的，僅有的幾個敢於發表或保留自己意見的，統統被整成了彭德懷反黨集團。到了文革時期，中央的老幹部們一個接一個的被整治，竟然都束手就範，哪個敢對毛澤東哼一聲？共產黨一貫強調對黨的忠誠，強調組織性和鐵的紀律，強調對教主領袖的絕對服從。這種黨性，就是這樣在接連不斷的政治鬥爭中培養和鍛煉出來的。
曾經做過中共領袖的李立三，在文革中被整治的走投無路，68歲的人，還要每月平均被批鬥7次以上。他的夫人李莎作為「蘇修」特務處理，早已投入監獄，音訊全無。他在別無選擇的絕望中，吞下大量的安眠藥自盡。李立三在臨死前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真正反映出一個共產黨員死到臨頭也不敢放棄的「黨性」：
主席：
我現在是走上了自殺叛黨的道路，沒有任何辦法來辯護自己的罪行。只有一點，就是我和我的全家絕沒有做過任何裡通外國的罪行。只有這一點，請求中央切實調查和審查並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
李立三1967年6月22日
雖然毛澤東的鬥爭哲學最終把中國拖入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浩劫。但是這種「隔七八年來一次」的政治運動和黨內鬥爭，的確成了保證共產黨生存的一個機制。每一次運動，都要整百分之五左右的少數，讓百分之九十五的多數乖乖的統一到黨的路線上，由此增加黨組織的凝聚力和戰鬥力。並由此淘汰那些不肯放棄良知的「不堅定」分子，打擊任何敢於對抗的力量。靠了這樣一個機制，共產黨內最有鬥爭精神、最善於耍流氓手段的人才能掌控權力，也就是說共產黨邪教教主保證都是富於鬥爭經驗和黨性十足的強悍分子。這種殘酷鬥爭也給經歷過的人以「血的教訓」和暴力洗腦，同時不斷在鬥爭中夠給共產黨充電，愈加強化其鬥爭精神，保證黨不被消滅，也不會被演變成一個放棄鬥爭的溫和團體。
共產黨所要求的這種黨性，正是從共產黨的邪教本質演變出來的。共產黨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決心與一切傳統原則決裂，決心不惜一切手段，與一切妨礙自己的力量為敵，所以它就需要把自己的黨員都培養成無情、無義、無信的黨的馴服工具。共產黨這種本質，源自於其對人類社會和傳統的仇視，源自於對自我的虛妄估價和由此衍生出的極端自私和對他人生命的蔑視。共產黨為了自己所謂的理想，不惜用暴力砸爛整個世界，消滅一切異己。這樣一個邪教，遭到一切有良知的人的反對，所以它就一定要設法消滅人的良知善念，才可能讓人信服它的邪說。所以共產黨要保證自己的生存，首先就是要破壞人的良知善念和道德準則，把人變成馴服的奴隸和工具。在共產黨的邏輯看來，黨的生命、黨的利益高於一切，甚至大於全體黨員集體的利益總和，因此任何個體黨員都隨時要準備為黨犧牲。（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