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準好學生
許秀中在接受澳洲廣播公司(ABC)採訪時說,她在中國西北一個人口約20萬的小鎮上長大,這個鎮位於中國較貧窮的一個省內。
她說自己的父母過著非常簡單的生活,為唯一的女兒傾注了一切。「我父母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我身上,這是一種無所不在、令人窒息的愛。」「他們開車送我到任何地方,以節省時間便於我學習。因為獨生子女政策,他們只有一個孩子,希望確保孩子擁有自己所能爭取到的最好的機會。」
他們花錢讓許秀中學小提琴,還送她去數學、物理和英語課外輔導班。許秀中12歲時參加了一個奧數夏令營,每天學習17個小時,最終獲得了第三名,而這個成績卻令她父母感到很失望。
她的成績一直很好,做過班長,最終於2012年考上了中國傳媒大學,學習英語播音專業。
謊言與真相
2014年,許秀中選擇在她一年的「空檔年」到珀斯的一所中學教中文。她說,這時她才真正開始接受教育。
就像所有從小接受政治洗腦教育的中國學生一樣,她完全相信中共政府及其意識形態。當時與她共事的林(Karin Lwin)回憶說,許秀中是「100%忠誠的民族主義者」。
許秀中很快就決定在澳洲繼續學業,申請到墨爾本大學學習政治學和媒體研究。她的父母省吃儉用以供給她學費。
在離開珀斯前,她看到了一張關於六四天安門事件紀錄片的海報。在看了這部紀錄片後,許秀中感到非常悲憤,因為自己對那時發生的事一無所知,中共已將這件事從官方歷史中抹去。她感到自己遭到了背叛。
然而,即便如此,她也無法完全相信在影片中看到的事實。她之後做了一些「調查」,轉而相信美國中情局參與其中的陰謀論。
在墨爾本大學,關於中國的負面言論讓她感到不知所措,作為班上唯一的中國學生,她覺得自己有責任為中共政府辯護。「我與同學辯論,與教授辯論,還和男朋友爭論。」「我當時想解釋說,一些所謂的侵犯人權的行為其實是合理的,因為你要管理一個很大的國家,不能對誰都好。」
她在發表於《雪梨晨鋒報》的一篇文章中寫道:「2016年4月,我與墨爾本大學的一個教授爭吵起來。這是一堂創意寫作課,即使在這個課上,我也找到機會來背誦中共官方媒體關於人權的言論。」
「我做了一個捍衛朝鮮政權的演講。當我的導師直言不諱地稱我被『洗腦』時,我將她告到了課程協調員那裡,聲稱我因為政治異見受到了歧視。」在強烈的衝擊下,許秀中的民族主義意識變得更加強烈。她去紋身店把中共紅旗的五顆星紋到了腳踝上。
然而,在西方世界自由真實的資訊中,她的思想開始慢慢轉變。
為了完成一項作業,許秀中採訪了來自中國的幾位異見人士,其中之一是吳樂寶,他因為在網上發表有關西藏、六四和其他敏感話題的言論而遭到中共的迫害,最終逃到澳洲。
他在獄中被迫每天連續勞動14個小時,並遭到虐待,回家後又受到一年多的軟禁。中共迫害的經歷使其精神受創,在澳洲被診斷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和各種心理健康疾病。
許秀中在採訪前,認為吳樂寶是一個騙子,她採訪的目的是「寫文章揭露他」。然而,吳樂寶的故事改變了許秀中的人生,她被震撼了。「我被他的故事深深打動了,這使我重新思考自己之前的很多立場。」
威脅與無畏
許秀中在回中國的一次旅行中,報導了一個地方政府在洪水過後毫無作為的事件,首次受到了中共官員的當面警告。
此後,許秀中先後為澳洲廣播公司和《紐約時報》做記者,寫了多篇令中共不悅的文章,她是澳洲首批揭露中共迫害維族人真相的記者之一。
她因此成為中共的眼中釘,也成了中國網民和小粉紅攻擊的對象。她收到了大量不堪入目的言語攻擊和死亡及性侵威脅;她在中國的摯友也與其斷交。
去年,許秀中因祖母患病不得不回中國去,一位政府官員要求她停止新聞工作。她在準備回澳洲時,登機證被扣留了很長時間。
她的母親被嚇壞了,對許秀中說:「也許你應該多做些脫口秀(許的業餘愛好),少做些新聞,也許近期不要再回來。」這令許秀中心碎,但她繼續寫文章,很多時候是關於維族人的。她參與報導的一篇文章幫助兩個維族家庭的親友從集中營中獲釋,然而,她父親因此接到了來自警察的警告電話,這通電話也澈底毀掉了她和家人的關係。
「我父親已經不再和我講話。」「我忍不住去想,我現在的處境都是自己的錯,我家人的處境也是我的錯。」「我想我會永遠為此感到內疚。」「在我發表第一篇文章時只有21歲,我那時還小,沒有預料到事情會迅速發展到今天這種地步。」
然而,這一切都不能使許秀中退縮,就在近日,她參加了澳洲廣播公司的旗艦節目之一《問與答》,大膽地與中共駐澳大使王晰寧進行辯論。
《紐約時報》澳洲分社社長凱夫( Damien Cave)說:「Vicky受到了各種各樣特別強烈的批評,以及對其相貌和身分殘暴無情的攻擊。」「幾乎每天都不斷有人憤恨地對她進行攻擊」,但是,他補充說,「從我見到她開始,她就很無畏。她不是會被別人噤聲的人。」
目前,許秀中在智庫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做研究員,並繼續在閒暇時間做脫口秀演員。她說自己會在未來涉獵不同的領域,嘗試新鮮事物,並繼續追求自由和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