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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漢出生長大的中國90後屠龍一度認為，只要他不發表任何政治敏感言論，不做任何出格的事，按照當局者的意願做個順民，他的人生就會一路向上。一場冠狀病毒疫情徹底改變了這個想法。屠龍說，他不想再做「沉默的大多數」。
據美國之音報導，屠龍是化名，儘管他同意接受訪問，但他依然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我知道這個政府有多麼混蛋，」他說，「我以前只是跟自己說不要去在意一些事情。」
從激進少年到「溫水煮青蛙」
現年26歲的屠龍是在「防火長城」背後成長起來的中國年輕一代中的異數。他說，自己11歲就學會翻牆上網，看過1989年六四的紀錄片；在維基百科上讀當權者禁忌的歷史；從外媒的報導中認識一個未經審查者過濾的中國。
「毛澤東就是殺人的屠夫，」15歲時他在家裡對爸媽說。「先富起來的無非是趙家人，我們只是燃料而已，」他和要好的同學說。父母告誡他不要去外面發表這種言論；朋友勸說他：「好好讀書工作賺錢，以後有機會趕緊離開這裡。」還在上小學時，屠龍就希望離開中國。中學時，他拒絕入團，不願「向他們的政治靠攏」。
但是屠龍家的經濟條件一般，父母無力供他出國讀書。16歲時，他意識到，要在中國生存下去，他必須作出妥協，保護自己，不去以卵擊石。「OK，我按你們給我的要求，不去做這些敏感的事情，」他說。「我跟著你們走，行吧。」
屠龍的夢想是當一名記者，他努力學習，考上了全中國頂尖的新聞學系， 但他很快發現這個夢想在中國無法實現。「我的學校就是他們專門培養控制輿情的學校」，他回憶說。「我不止一次地聽到我們老師沾沾自喜地告訴我們，他們是如何控制輿情的。」
畢業後，屠龍在北京一家網路公司找到一份收入不錯的公關職位。雖然要交很多稅，雖然買不起北京的房，可是溫水煮青蛙，日子久了，他覺得一切似乎也並非那麼不可忍受。他告訴自己，再努力一點就能成為中產階級。
他依舊謹言慎行，遠離政治，只是很偶爾地，會在朋友圈裡隱密地表達自己的不爽，比如他會寫：有一隻黃熊正在開倒車；又或者，他借用昔日毛澤東、鄧小平的言論來反諷現實。「我們會故意地正話反說，」他說，「我們年輕人管這種人叫『陰陽師』。」
不願再沉默
武漢肺炎的爆發打破了這一切。屠龍說，要不是自己會翻牆，要不是一些海外的朋友告訴他真相，此刻說不定他已經進了焚屍爐。
封城的日子裡，他反思了很多：「他們清理北京低端人口時，我跟自己說，我很努力，我不是低端人口，我不會被清理；他們在新疆搞勞改營時，我想我也不是少數民族，我也沒有宗教信仰，我也不會被清理；我很同情香港人的遭遇，但我覺得我也不會去上街，不會抗議，所以也跟我沒關係。這一次事情發生在我的家鄉，我周邊已經有很多人得了病，也有去世的，所以我沒有辦法再忍受下去了。」
公民記者李澤華對屠龍的觸動很大。李澤華也是90後，畢業於中國傳媒大學，曾在中共國家電視台做主持人，後成為一名自媒體人。
2月6日，李澤華進入武漢報導疫情，探訪了當地社區、殯儀館、火車站等地。20天後他被國安追捕，至今下落不明。他是繼陳秋實和方斌後，第三位「被失聯」的公民記者。屠龍說，和李澤華一樣，他也不願再沉默下去。
「這件事情被瞞報了整整一個多月，」他說。事情發展到今天，不僅沒有人出來給武漢人道歉，「他們還告訴我們要去仇恨美國，我們應該去仇恨日本，我們應該去仇恨韓國，我們應該去仇恨台灣，我們應該去仇恨《華爾街日報》，沒有人出來為這件事情買單。我們偉大的市長周先旺前幾天還被中央公開表揚了」。
到現在還有那麼多人沒有治癒，「我們已經把它當成喜事了。《大國戰疫》都已經出版了。太荒唐了！」「太荒唐了！」他又一字一頓地說。
一場「人性的大考」
除執政者外，很多中國民眾的言論和做法也讓屠龍失望。有位同學的媽媽染上武漢肺炎，因為沒有病床在網上發文尋求救助，立刻就有「小粉紅」蜂擁而至，要求刪文，還說他是「被境外勢力控制」。屠龍本人也常被人說「被外媒洗了腦」。
「說實話，這件事情給我刺激最大的，真的不是疫情本身，而是人性的大考，」他感慨地說道。「絕大多數中國人，包括我自己，並不無辜。因為我們縱容了他們作惡，當然還有更多人是跟他們一起做惡。」他說。
他又說：「現在中國瀰漫著一種不尋常的樂觀氣息，我看到報導說，全世界欠中國一個道歉，甚至說什麼沒有這次新冠肺炎，我都不知道中共這麼牛。現在，武漢還在犧牲，還在受苦， 他們還跑出來說，哎呀，你看現在國外做得多麼不好，就是我們中共做得特別好。非常可怕！」
準備「逃難」
屠龍已經辭去了北京的工作。疫情結束後，他希望離開中國。他說，自己不是遊學，也不是移民，而是「逃難」。
之前曾有朋友對他說：想要在中國生活下去，有兩點你要做到其一，兩個都做到是最好的——第一，丟掉自己的理智；第二，丟掉自己的良心。屠龍覺得，這兩樣，他都做不到。
他說：「這次事件我熬過去了，我幸運；熬不過去也是一種解脫，但是只要我熬過去了這件事情，作為武漢事件的倖存者，我這輩子有義務為死去的人發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