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瞭望】新冠病毒與「民主」

美國對抗疫情的方式，再次讓我們見證了美國「當權派」，包括其媒體上的忠實追隨者，對「人民作主」這件事有多麼抗拒。

當我們看見了經濟遭到自我施加的、毀滅性的衝擊後，許多人民勇敢站出來抗議關閉商家和宗教聚會場所的政策。我們被告知，這些所謂的「極右分子」正「威脅大眾的生命和醫護人員、老人和全部美國人民的健康」。

我們不斷被告知，得聽從專家指示，告訴我們什麼時候可以恢復商業活動。一群經過嚴格審查的科學家、醫療專家及技術專家正越俎代庖，接管了州政府和政治領導人該做的事。

儘管紐澤西州長上任時宣誓要「效忠且捍衛美國《憲法》」，但他在疫情中卻對記者說，考慮《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超出我的層級」，進而表示服從專家們的意見。那我們還要這位曾經宣誓捍衛公民權利的墨菲（Phil Murphy）州長做什麼呢？

一次又一次，各州州長在對新冠病毒疫情做出決策時「援引醫學專家的意見」。這引發了諸多關於我們政府的角色和《憲法》地位的疑慮，而現今《憲法》的重要性似乎跟教堂一樣重要。

我們的民主似乎越來越靠向前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在一個世紀前設想的「行政國家」。威爾遜曾將美國領向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了「讓民主世界更安全」，他堅信那場大戰確實是《啟示錄》中的世界末日，勝者會成為世界的主宰。

威爾遜為戰爭下了如此高的賭注，以致於容不下任何雜音。公共情報委員會（CPI）成為了國家宣傳機器，其存在是為了教育大眾，且消滅所有不利於戰爭的聲音。

威爾遜任命的檢察總長曾這麼總結1917年的社會氛圍：「願上帝憐憫他們（反對者），因為他們不用期待憤慨的群眾和急於復仇的政府會給他們什麼。」

當時公共情報委員會鼓勵民眾互相指責，還授權郵政局長審查一般民眾的私人信件。當今的臉書和其他社群「平臺」，正扮演了當時郵政局長的角色，自動刪除不利於抵抗疫情的新聞。

在這樣的緊急狀況下，憲法權利竟然必須給專家意見讓道，特別這些意見還是由我們的主流媒體及社群媒體菁英策劃出來的。反對這些觀點的專家一下就被貼上「極右分子」、「流感懷疑論者」、「數據懷疑論者」和老生常談的「陰謀論者」標籤。

對於跟新冠病毒疫情主流意見相左的結論或暗示，也被主流媒體忽視或審查。

當今賭注之高，好像我們正身處一場真正的戰爭。某種意義上來說，是這樣沒錯。這是兩個世界觀的戰爭：一方相信所有人的身體健康是終極利益；而另一方認為非物質性的價值才是終極目的。

前者在哲學上屬於唯物主義者，他們對歷史持進步主義觀點，深信科學和科技會將我們帶往一個更無瑕的世界：疾病更少、經濟和社會的弊病更少；後者的世界觀較悲觀，也就是他們不相信在政治或醫療上有所謂的歷史終結，而且我們必須在很大程度上因應社會及政治因素，包括疾病。

沒有人會完全同意哪一方，但可以肯定地說，當今國家激烈的分歧告訴我們：大部分人會選擇兩大陣營之一。這樣的分歧不是簡單地存在於「應對新的冠狀病毒的最好決策是什麼」，而是關於更深層次的東西，即人們的世界觀。

這種分歧也反映在我們國家的政治分裂上，左派意見更喜歡「居家限制令」政策；右派則期待所有限制早日解除。

這正是兩種對基本生活不同的想像：一個怕失去生命，另一個怕失去自由；兩者的恐懼都是真實的。麻煩的是現在只有一種恐懼獲得信任，另一種卻被貶抑為危險、極端和不理性。然而，如果我們只是害怕失去生命或肢體，就是為政府擴權和所謂的「專家」干政開了一扇危險的門。

霍布斯（Thomas Hobbes，英國政治哲學家）的幽靈正在竊竊私語。他堅持（人民與政府間的）社會契約是以公民間的恐懼為基礎，恐懼彼此，且又以恐懼暴力死亡尤甚。霍布斯的解決方案為何？「利維坦」（Leviathan）國家。（利維坦原為《舊約聖經》中記載的一種怪獸，霍布斯寫了一本以利維坦為名的著作，以此比喻強勢國家。）

一個膽怯的、把自己的生命置於最高地位的人，無法擁有、理解自由和自我治理。我們將科學與技術巨擘視為神，用杜斯妥也夫斯基在《宗教大法官》中說的，他們將承受那種我們覺得太過沉重的自由：「讓我們成為你的奴隸，豢養我吧。」換句話說，就是奪走我們的權利，但讓我們健康無虞。◇

──本文作者芬利（Emily Finley）為美國天主教大學政治學博士，是史丹佛大學博士後學者。她也是政治文化期刊《人文科學》（Humanitas）的執行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