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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前曾曝光郭美美、槓上紅十字會（簡稱「紅會」）的姜朋勇，並未料到會有與紅會做生意的一天；更沒想到，即使是遠走至韓國，也會因此面臨牢獄之災和生命威脅。
他告訴本報：「我妻子已經懷孕了2個多月了，我不想讓我孩子生活在恐懼中」，「救救我，救救我未出世的孩子吧。」而這一切的緣起，就是中共紅會，以及今年爆發的這場大疫。
曾因曝光紅會與郭美美 被逼背井離鄉
姜朋勇曾經在北京政府部門工作，他自稱也算是紅三代，出生於軍隊高幹家庭。他的爺爺是前衛生部副部長，享受高幹待遇；父親是一名空軍，當時屬於林彪那一派，文革中失去了勢力，因此仕途未有大發展。
姜朋勇因其紅三代的身分，自然很容易進入到太子黨富二代的圈子裡面，也讓他接觸到了郭美美，後來他辭掉工作做起奢侈品生意，直到現在做起跨境電商。「所以比較熟悉他們內部的黑箱作業，包括輿情操控這些東西。」姜朋勇說。
其實，對姜朋勇而言，中共和紅會從來都不是善茬（指好對付的人），無論是和它作對或是和它做生意，代價都很慘重。
自詡年少輕狂的姜，當年爆料郭美美、揭露紅會黑幕後，受到體制內重壓和生命威脅；最後為了不連累家人，不得不遠走他鄉。他回憶說，「在國內提出不同聲音，包括講真話，下場是非常非常慘的。」姜朋勇從上次槓上紅會的經歷中得出一個教訓，那就是「中共解決不了問題，只會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不過當被記者問到，上次因紅會被迫背井離鄉，這次為何還會與紅會做生意？姜朋勇說他們（中共白手套）用了一個理由說服了自己：大疫之下，「中國的老百姓沒有口罩了，中國的醫生也都沒有口罩」。
疫情下 替紅會和中共在海外搶購口罩
本報曾製作「全球口罩荒」專題，揭露「中共在隱瞞疫情的同時，一個月內在全球搶購逾20億個口罩」的黑幕。根據姜的說法，他也是替中共全球搶購口罩的一員。他認為自己是為中國人搶購防疫物資。不過，姜朋勇承認，這種生意的背景並不單純。
新冠病毒（中共病毒，COVID-19）疫情去年底在武漢爆發後，因中共瞞報，加上世衛組織幫助中共隱瞞，直到今年3月11日世衛宣布大流行之前，各國對病毒危險性知之甚少。等到疫情在全球爆發後，世界才驚覺口罩已被中共搶購一空，各國病患和醫護因缺乏口罩等防護品，使疫情雪上加霜。
姜告訴記者，自己參與全球搶購口罩的經歷，就是中共隱瞞疫情的證明。他說自己的生意夥伴黃某，今年1月底就告訴他，政府知道「這個疫情已經擴散到不能控制了」，所以要在海外搶購防疫物資。黃某是浙江省杭州市某公司的法人代表，稱自己是代表浙江省慈善總會和多地政府採購防疫物資。
姜朋勇說，在1月27日黃某委託姜採購口罩時，黃某透露說，3週前（1月初）疫情已經擴散到杭州、溫州，並通過溫州華僑蔓延至義大利等歐洲國家，已經無法控制了。
姜說他們（中共白手套）對自己洩了底，採購物資的目的有兩個，「第一個是為了黨政軍幹部、中共權貴們，要那個N95口罩，能夠保命」，多餘的就「高價賣給有錢人」。
再一個目的，是當時中共沒有公開疫情，他們要趁機提前採購便宜口罩，發國難財。姜舉例說，「他們想單價8元（人民幣，下同）一個，採購1,300萬個口罩，然後35元一個賣給政府，因為這35元的採購預算中央已經批下來了。」
起初，姜朋勇說這是發國難財，是違法的，應該公開疫情，尋求國際援助。他們說不行，那樣國際會封鎖中國，而很多中共官員的資產和子女在海外，所以不能被封鎖。姜說，他們最後用一個理由說服了自己，就是中國老百姓和醫護需要口罩。不過，姜提出了條件，一定要有政府的「紅頭文件」，「並且這紅頭文件要開給你也開給我」，以免未來給他定一個轉賣物資或什麼的罪名。
因此，他的生意夥伴黃某，不但提供了「蘇州市吳江區衛生健康委員會」和「杭州市江干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等政府部門開給黃某的防疫品採購證明；甚至如他所願，給他出具了、專門開給姜朋勇的政府採購證明（紅頭文件）。
即便如此，姜說他的擔憂還是成真了。只不過，如今公安給他安的罪名不是「投機倒把」，而是「合約詐騙」。
絕境下反擊 再槓上中共和紅會
姜朋勇對於自己的處境十分擔心。他說中共現在不僅在中國指控他，指示公安凍結了他在中國國內的銀行帳號；還凍結了韓國供應商的帳戶，迫使韓國供應商在韓國報案，從而禁止姜離境，甚至督促韓國政府把他遣返。
面臨絕境的姜，說自己手裡有中共紅會貪汙捐贈善款、轉賣救援物資的罪證，他要把這一切曝光。
根據姜的說法，黃某與中共各地的紅會、慈善總會和衛健部門關係匪淺，是中共衛健部門和紅會的「白手套」（代理人的俗稱）。
姜提供的聊天記錄顯示，今年2月1日，黃某告訴姜，委託訂購的350萬個KF94口罩中，有300萬個口罩是要發給湖北省慈善總會，是浙江省慈善總會給湖北的捐贈品；另外50萬個發給湖北省黃岡市紅會的郭某、孝感市紅會的蔣某和武漢市江岸區衛生健康局的莫某等3個收貨地址。
本報經調查發現，黃某提供的這3個收貨人身分皆屬實，分別是黃岡、孝感紅會和武漢江岸區衛健局的幹部。而且本報還暗訪了這3名衛健部門和紅會官員，以及某地紅會市場營銷中心的張某。暗訪結果表明，這些衛健委和紅會官員的確與黃某熟識，儘管他們拒絕披露黃某以及與其交易的詳情。
指證中共盜賣防疫物資 大發國難財
姜還向本報揭露了中共實施「口罩外交」及壟斷並轉賣防疫物資的黑幕。姜說，除了給黃某採購口罩外，自己還替其他多個地級市的政府和紅會採購口罩，「那些交易都是用於捐贈的，本身沒有問題」。不過，在境外採購過程中，姜發現了更大的祕密。
「我在馬來西亞、越南等多個國家採購口罩，說是給中國捐贈防疫品。當時馬來西亞答應為中國緊急製作口罩，但缺乏原料熔噴布。那時候熔噴布主要產自中國，而中共並未配合出口原料。」
為何中共不願開放熔噴布，來增大普通口罩的產能？姜說，他發現中共其實並不缺普通口罩，而是缺乏能有效防範病毒的N95口罩。例如他替黃某採購的KF94口罩，就是類似N95的韓國標準的防疫口罩。
姜說，N95或等同功能的口罩，才是中共全球搶購的目標。他認為，中共通過「白手套」在境外搶購N95，目的就是為了在病毒擴散全球後，利用外國急缺N95來擴大影響力。
根據姜的指控，「口罩外交」只是中共的一個目的，另一個是中共權貴大發國難財。姜說，中共權貴們一方面欺騙境外的愛國華人和供貨商，以捐贈防疫物資為名、壓低進價；另一方面，在境內，衛健部門和紅會壟斷了口罩等防疫品的經銷管道和價格，進行轉賣以牟取暴利。姜舉例說，自己幫他們買的6.5元一個的N95，在國內被他們賣到最高139元一個。
姜朋勇也透漏了自己如何發現其中的不對勁。他說，為黃某採購的一批口罩原本計畫搭乘1月31日韓國首爾至中國長沙的救援物資專機，說是浙江省慈善總會捐贈給武漢市的抗疫品。然而臨上飛機時，黃某突然改口，說不走救援專機，改為私人貨運至杭州。
姜當時就懷疑，黃某背後的紅會和中共權貴可能是在轉賣防疫物資。後來黃某在聊天中向姜透露了，無論是口罩機、口罩還是醫用防護服，他們都是用防疫捐贈的名義去轉賣，背後的「客戶」就是當地的紅十字會和政府領導。
姜指出，即便轉賣物資也是需要政府批文的，尤其是在疫情期間，沒有政府授權和特別通行證，物資運輸是寸步難行。
回顧這兩次與中共紅會的交集，姜感概說，上一次他只以為是紅會的問題。但經過這一次的教訓，他現在認為「這是共產黨政權的問題」，「換什麼領導都沒用」，「這一次我不會再逃」，姜說，自己的想法跟9年前已完全不同，「我有義務講出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