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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依娜．羅特女士（Ina Rothe）和其他人在約定的時間內手拉手組成「和平人鏈」時，她正站在德國康斯坦茨（Konstanz）和瑞士的邊界標誌旁，這位德國旅遊專業人士對《大紀元》記者表示，「對我來說，為歐洲和平和自由站出來非常重要！」
旅遊專業人士：德國發展方向是錯誤的
在10月3日兩德統一30周年那天，羅特女士參加了博登湖（Bodensee）「和平人鏈」的活動，這天參加人數有上萬名。「民主在我們國家面臨著危險，人民也面臨危險。」她曾在極權統治下生活了20年，童年和青年時代在東德度過，她覺得目前在聯邦德國和整個歐洲，都看到了相似於前東德極權現象正在滋長。
東德共產黨垮臺前幾個月，東德各地都展開了抗議活動。「1989年我在萊比錫參加了示威活動，當時我正在那裡上學，見證了10萬人是如何站出來捍衛自由的。」羅特女士表示，那時處在恐怖和困難之中，跟如今的社會完全無法相比，但從中也看到一個現象，「我覺得這個國家的發展方向是錯誤的。」
羅特表示，德國目前越來越朝著錯誤的方向發展，「我們的民主制度正在消亡，言論自由正在消亡，因為我們必須忍受輿論政治，個人自由受到限制。」她說，「我希望在接下來的30年中能看到一個不同的德國，一個處在和平歐洲中的德國。」
汽車行業經理：應制定法律究責疫情
來自德國的馬庫斯．忽譜曼（Markus Huppmann）是一名汽車行業的部門經理，他認為目前德國媒體報導不夠真實。
「很多人注意到，媒體每天都在報導與羅伯特．科赫研究所（RKI）等公共機構公布的數字不一致的事情。」忽譜曼認為，媒體報導和他們認為的中共病毒（武漢肺炎）實際人數存在巨大差異。他認為人們情緒受負面消息影響，儘管這些消息的真實性可能令人懷疑，甚至部分消息已被證實不正確，但它們在人頭腦中、心理上已占主導地位，幾乎讓人失去了理性判斷。
他認為聯邦政府應仔細考量信息來源是否正確。錯誤評估和當時採取的措施之間是否有關聯，所採取的措施是否與世界上發達國家根據和世衛（WHO）的協議有關。世衛組織原本是好事，現在是否還是，值得懷疑。
「有科學背景的人觀察到了事實並發表出來，卻得不到（媒體）一句話。」忽譜曼說，「更糟糕的是，還詆毀、指責他們。」
「德國也該問問被邊緣化的專業人士，不要老說病毒學家意見都一致。」忽譜曼說，那些值得正視的、在國際上發表大量著作的病毒學家，例如美國Ioannidis教授，甚至都沒有發言權。政府應跟進（他們的觀點）。如果政府真能這麼做的話，將得到完全不同的結果。
「那會停止所有造成巨大損害的措施。」他說，「然後還應該思考，誰會從這些措施中受益，誰該為此承擔責任。這就需要建立有序的、世界範圍的法律制度，也要追究承擔者的責任。」
「在富饒社會或成功的發達國家，人們已過慣了舒適生活，導致了讓他人代替自己思考的趨勢，認為他人會做出正確決定。」忽譜曼說，「事實並非總是如此，當人停止自己思考時，認為所發生的事情理所當然，輕信一切，任其發生，往往是以悲劇結尾事件的開端。」
瑞士人：人得自己思考 那是你被奪走的
舒茨女士（Jaqueline Schütz）來自瑞士，「我為自由站出來，人們應該自己思考。」她認為，把老人隔離的做法太殘忍。她說自己有發言權，「2002年，我先生死於薩斯病，他之前就身體不好。女兒和我都感染了，我們存活了下來。那時也沒大驚小怪（像現在這樣）。」
「現在，孩子們被迫戴上口罩，養老院老人也變得孤獨。」舒茨女士認為，應允許老人自己決定是否接受孫輩探視，享受最後時光。她說有的老人說：「我受夠了生命雖然被延長，但見不到家人，我寧願少活幾天。」
「我認為要允許每個人有自己的觀點和思考。我不需要政府告訴我，必須洗手，必須洗澡，應去睡覺等。」她說，「這是從當今一代人身上剝奪自己的想法。人得自己去思考，那是你被奪走的（權利）。」
「如果人犯了錯，我們都有過這類經歷，會從中吸取教訓。但政府，如德國、荷蘭、瑞士等每個國家，都不承認他們在這個問題上（從中共學來的封城等措施）犯了錯。它們本來應該以身作則的。」舒茨女士說。
德國一家連鎖鞋店經理莎拉女士（Sarah）表示，「我們只想為和平、自由和誠實樹立榜樣。」她認為目前德國在這些方面很欠缺。「如新聞自由，媒體應該按照事實來報導。比如在柏林的遊行，新聞報導就不真實，沒有報導真實發生的事情，很多人被驚醒了。」
莎拉女士認為，德國政府對中共病毒（武漢肺炎）採取的措施，讓她感到遺憾，「人們相互傷害，不需要這樣，我們不希望社會出現分裂。」
出版社老闆：跟中共在對付疫情上合作是公認的錯誤
約根先生是一家出版社所有人。他認為德國政府對疫情的措施是讓病毒「計畫性流行」，限制公民自由，強制戴口罩等。他認為在對付疫情上，德國政府跟中共合作是公認的錯誤。疫情開始在中國蔓延時，他們允許中國飛機在德國降落，以至於病毒傳到德國，這是對德國民眾的傷害。我不是民族主義者，這關係到廣大民眾的切身利益。做為負責任的首腦根本就不應該這麼做。
「由於我們政府首腦（梅克爾）不幸是前德國統一社會黨（原東德共產黨，SED）的幹部，她曾向埃里希．昂奈克（Erich Honecker，當時的東共總書記）承諾，如果她能在德國上台，將在此引入社會主義。而這正是我們現在所走的路。」
約根先生的出版社也在銷售大紀元出版的德文版《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一書，目前越賣越好。他認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對全世界都有危害，因為它迫害人權，在德國乃至全世界都能看到這點。
音樂人：我所做的與右翼激進分子完全相反
德國的參德爾先生（Ingmar Sander）是自由音樂人、歌手與合唱團指揮，在人們拉起「和平人鏈」時，他邊彈邊唱，為大家鼓勁兒。「今天圍繞博登湖的和平人鏈非常特別，它不是集中在一點，而是形成巨大的鏈條，真正延伸到國家之外，為自由、自我責任和民主而奮鬥。」他很高興在現場結識很多優秀的朋友並與之交流。
作為歌手，參德爾曾於2007年之前在中國做過很多次巡演。後來，他看了一部關於中國監控系統的電影。「看這部電影時，我幾乎不認識那個我常去的中國了，每兩個中國人就有一臺監視器。」他說沒想到中國變化這麼大，「當我看到那裡維吾爾人的遭遇，我覺得這裡現在也有點這種威脅。」
「在香港，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受到壓制。在這裡也一樣，我每天都會接觸到那些把我們視為右翼極端分子或納粹的人。從小我信奉基督教，也樂善好施，我是歌手，走遍了世界各地，努力把人們聯繫起來。我試圖做的事與右翼激進分子所做的完全相反。」參德爾還用中文唱了《橄欖樹》的前兩句，字正腔圓讓記者大吃一驚。
理療師：通過中共病毒我發現了真相
跟參德爾先生在一起的理療師瑪參科先生（Christopher Masanke）表示，「三月分以來，我覺得腳下的大地被撤離了。聯邦政府已拋棄了我們的基本自由價值。」
「對於短期內對（中共病毒）施行這些措施我還能理解，但現在還要繼續採用，我就無法理解了。這些措施是對基本權利的攻擊，而不是保護措施。」
「直到新冠病毒（中共病毒）來之前，我還是任由主流媒體對我進行灌輸。我還真得感謝新冠病毒（中共病毒），讓我發現了真相。」瑪參科先生說人們要很有勇氣才能說出這點，「我們的總理不希望人民得到最好的」，他說，「三月分之前我還真不相信，現在我相信了。」
目前，音樂人參德爾和理療師瑪參科都參加了一個剛建立兩個月的新黨派——基層黨（或稱草根黨，die Basis），它是在中共病毒爆發後，從巴伐利亞州起源，目前已發展到德國七個州。
參德爾先生介紹該黨說其信念是，需要更多的「草根民主」，就像瑞士的「全民公投」一樣，需要更多的從下而上、從人民中來的民主和權力。
最初提到的依娜．羅特女士在「和平人鏈」拉起時，她的願望是在未來三十年中，會有個不一樣的德國。她從小在東德共產體制下長大，當年母親到西德探親後不願返回東德，她體驗到骨肉分離的痛苦，大學名額也被取消。她希望人們不要再因為疫情的原因相互隔離，不要再限制個人的自由。
「這段時間對我的衝擊很大，我一直思考自己從哪裡來。」羅特女士說，「在未來的每個10月3日，我都會問自己要到哪裡去，希望能比今天的10月3日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