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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和地下黨
那天，學校6堂課都上完了。外面市面上的大鼓聲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行政院現址）的槍聲我們都聽得到，只是沒人注意到是槍聲，以為是鞭炮作響。下課時，學校派工友高天送通知我們外面發生的事情，要我們趕快回家。我還跑去新高堂書店／東方出版社買書，看到新臺百貨公司（前菊元百貨店）上面有東西丟下來，下面在燒。我避開那裡，走去延平北路太平町親戚九叔林能安家，才被詳細告知，第二或第三天晚上就戒嚴了。
我跑到巷口去，看到路上都是荷槍實彈的軍人，大概麻煩了，就騎腳踏車去北投找我弟弟運淮，到3月2或3日火車有通才回家。所以關於二二八詳細的事我不太知道。我們出來時，碰到一些學生，都有去中山堂聽演講。聽說中國兵會從新竹開上來，所以學生準備組織義勇軍到新莊龜山去攔截。學生當時沒武器，打算徒手應對，我則擔心被捲進去。
國民革命軍來臺接收時，我去到淡水迎接他們。他們是搭帆船過來的，從帆船下來時，破破爛爛的。他們的步槍有些是從日本接收的，其中一部分聽說還是軍閥時代的，都很舊，但只有2/3的人有武裝。他們背著紙做的傘和扁擔，可能裝的是糧食和食器等，看起來很重的樣子。有人跟我說，他去幫國民革命軍扛了一樣東西，不知道是什麼，像竹子一樣粗粗長長的，黑得發亮。後來才知道那是枕頭，兩、三人一起睡的。因為頭髮的油，枕頭又黑又臭。那時已經有點亂，所以我們的第三學期幾乎沒上課，我和曾群芳在一起的機會很少。
有學生想要武裝起義，我是想，他們要用什麼名義去？沒有訓練也沒組織，只是烏合之眾，等於去送死，在學校念書會比較好。和我常在一起的人沒像鄭文峰那麼激進。鄭文峰當兵時也不甩日本人，不怕死，也很敢打架。他的故鄉嘉義縣朴子鎮被槍斃了好幾個人。鄭文峰和我一起在臺大法學院商業專修科畢業後再插班經濟學系，我們平常聯絡不多，我是一天路過臺北車站時看到死刑犯槍決的公告，看到鄭文峰的名字，才知道他休學了，心中十分震驚和難過。
我沒發現曾群芳那時也有參與武裝起義。臺大商科畢業幾年後有一次，我在新竹縣竹東鎮上碰到他，我說，「難得看到你，我請你吃日本料理！」我們走到餐廳門口，他突然不進去，說有事，要去番婆坑。我問他去那裡做什麼，他說他有親戚在那裡。我還是想留他吃飯，甚至想載他過去，他堅持不肯。
後來我想，雖然那時他已經自新了，他還是怕連累到我和我岳父北埔姜家。我問過曾群芳，覺得那時他很不夠意思。他承認說他怕連累到我。原來是他爸爸曾鴻鈞在那裡打煤礦，所謂的親戚是他的爸爸。
民國39年（1950年），我從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畢業後，進高雄左營臺銀工作。那時陳英泰已經被抓走了，他是在銀行總行被帶走的。林從周也在臺銀上班，但我去臺銀時，他也被抓不在那兒了。我去高雄的第一天，入住臺銀的三樓單身宿舍，第二天清早聽到鼓聲，探出窗看到槍斃場景，死刑犯被綁在卡車前，背上插牌子，正在進行槍斃前的遊街示眾。當時我心裡很感慨，對這個國家深感悲觀。
當時，竹東、北埔被抓走很多人。我為了幫岳父姜阿新忙，在北埔住了12年。我是民國42年（1953年）2月離開臺灣銀行後，移居北埔沒多久就遇到曾群芳。後來，我們永光股份有限公司的茶葉事業失敗，什麼都沒了，我就到臺北螢橋來投靠大姊繡英和姊夫詹梅谷。民國54年（1965年），曾群芳在大同股份有限公司任職。某天，曾群芳和他竹南公學校的同學林健一來找我。那時我處境很慘，不知道未來怎麼走。我對曾群芳說：「很慘啊！」他說：「你本來就這樣啊！」我心裡想，欸，你這傢伙怎麼這樣講，好像我活該的樣子？後來我想，其實我們從學生時期就這樣子講話了呀！鬧來鬧去，其實那感覺仍真實地存在。
客家人的正義感特強，脾氣不太好。後來我才知道曾群芳也是客家人，原來是這樣。他看同學看不慣時就不甩人家，不想衝突就閃人。我後來才知道曾群芳被逮捕的事，他沒有告訴我。我在竹東見到他時，他穿著普通，完全看不出來他那時身邊發生了什麼事。他的事情我都是後來才知道的。他還提醒我寫書時不要寫他名字。
晚年的歌友
我和曾群芳後來比較常往來，是從加拿大回來後，部分因為參加綠水會的關係。2005年我返臺定居前，每年都會回來，每次一定會跟他去唱卡拉OK。後來，叫他來他都會來，但很少唱。他的好朋友鄭錦洲很愛唱歌，到最後幾年還是很愛唱，但一個人沒辦法唱，都會找他一起唱。曾群芳過世前一週，我才和他聊了很久的電話。我和群芳兄於3/4世紀之交淡如水。（廖運潘口述，曾士珍筆記）（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