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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在60年代的童年時，我的偶像是太空人。1969年6月20日當晚我強忍睡意，就為了一睹阿姆斯壯登陸月球。我會自己做模型火箭並試射，有一整套「麥特馬森上校」的太空站玩具，最愛的電影是《2001：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最愛的電視節目是《星艦迷航記》（Star Trek），最愛的作家是科幻小說家克拉克（Arthur C. Clarke），還會蒐集太空人的親筆簽名照片，你大概知道我對太空有多著迷了。
我對太空的熱情可說大大影響了我在科學和工程的興趣，引導我踏入這些領域。我畢業後第一份工作是設計電腦半導體晶片。我從小就學到，半導體產業的存在歸功於受到政府補貼的太空計畫。
從我有記憶以來，我就提倡自由市場，但我也支持政府出資補助研究計畫，從我蒐集的許多政府文件指出，要是沒有補助，半導體產業根本不會存在。
別誤會，我喜歡也支持太空計畫，雖然現在它不像以前一樣是冒險探索未知的領域。我也明白，多年來政府補助引導和促進了許多新科技的誕生，但其實半導體產業是在美國電信公司AT&T的研究部門──貝爾實驗室（Bell Laboratories）誕生的。
一群又一群科學家與研究人員組成了他們自己的公司，製造這項新奇的裝置，像是肖克利半導體（Shockley Semiconductor）、快捷半導體（Fairchild Semiconductor）、國家半導體（National Semiconductor）、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s）、西格尼蒂克（Signetics）與英特爾（Intel）等等。美國政府只是他們客戶群中的一個。
毫無疑問，半導體業的繁榮歸功於政府的太空計畫，但其實早在1940、1950年代，太空計畫只是甘迺迪總統腦中的小構想時，這些公司就已經存在了。
民主黨人跟進步派想要我們相信，科學與工程的進步非得由政府補助不可，記得歐巴馬總統的名言「這不是你一手建立的」嗎？
Google前董事長兼負責人施密特（Eric Schmidt）是歐巴馬的大贊助者和競選顧問，也是他各像總統委員會的成員，更是現任國防創新諮詢委員會的主席，這個組織由歐巴馬創立，而且全由學者及左傾科技業商人組成。
最近施密特宣稱美國政府在創新科技上「大錯特錯」，因為在研發上投資太少，尤其是中國（共）相比，但是政府灑錢真的就能刺激創新嗎？
投資還是浪費錢？
1980年代時，美國地表上最大的經濟威脅很明顯就是經濟成長飛速，製造又極富效率的日本。
在長期被指控科技山寨之後，日本決定挹注資金，以成為世界科技的領導者。
日本政府當時在第五代電腦系統（(FGCS）上投入數十億日圓，希望能產出下一世代的電腦硬體與軟體，結果發生什麼事呢？日本的經濟繁榮在1990年代化為烏有。日本以外的民營公司仍掌握大部分的電腦軟硬體技術。日本政府的錢之所以付諸流水，是因為政府永遠比不上民營公司與富有創意的個人，能領導科技進步。
施密特和其他美國科技領袖應該搞清楚，1980年，蓋茲（Bill Gates）和艾倫（Paul Allen ）把微軟（Microsoft）從小眾市場（Niche Market，或稱利基市場）推向全世界；艾里森（Larry Ellison）讓甲骨文（Oracle）成為全球資料庫領導品牌；谷歌（Google）在1990從一個大學研究計畫搖身一變成為史上最大的公司之一
這些實例告訴我們，當政府想投資新科技時，真正的突破誕生在車庫或宿舍中，來自才華洋溢的工程師及有瘋狂點子的科學家。
不幸的是，美國政府也在把錢往水裡丟，投資十億美元在量子運算和人工智慧。人工智慧當然是舉足輕重的科技，是投放廣告、搜尋引擎，以及基本上存在於任何網路或手機使用者溝通的基礎，而這正是它「毋須」政府大量補貼的原因。
人工智慧是每個美國科技巨頭及其他企業的骨幹，臉書（Facebook）、谷歌、微軟、亞馬遜（Amazon）及許多其他公司都需要這些技術，而且有足夠的誘因做投資，不用動到納稅人的錢。
量子運算的概念是打造一部以「電子的量子態來運作」的電腦。量子電腦運用海森堡不確定性原理（Heisenberg Uncertainty Principle）。換句話說，它比傳統電腦能更快產生出結果，但唯一的問題是這個結果是不確定的。
在物理學界，唯一糟糕的例子是弦理論（String Theory），該理論動用當今大學中大部分的理論物理學家，耗費政府巨額資金，但是40多年之後，卻還沒人設計出可以證明其正確性的實驗。有人形容弦理論「連錯都算不上」（Not Even Wrong），因為科學方法要求理論解釋未知的現象，但是弦理論過去40多年來卻一直在找可以解釋的現象。
重點計畫
大家通常把太空計畫和曼哈頓計畫（發明出原子彈）視為政府出資的成功案例，這些的確是好例子。政府出資對重點矚目的計畫確實很有效，尤其是戰時或緊急事故。太空計畫有清楚的目標，那就是打造火箭把人送上太空再登陸月球。曼哈頓計畫則是用特定物理原理製造出炸彈。
在疫情肆虐的當今，政府積極資助療法與疫苗相關研究。聯邦政府能用明確的目標串聯這些計畫，但是像「用綠能產生高效能源，使其在成本上能與化石燃料競爭」之類的模糊目標就不能。在危急時刻，政府的效率低落和裙帶關係可被視為商業成本的一部份，但納稅人不會想在其他時候接受。
如果計畫有清楚目標與時程，特別是在國難當頭時，政府出資研究的確大有幫助；但在其他時候，政府應該節制。長期看來，民間總是能做的比較好。◇
──本文「Government Funding of Science: When, Why, and How Much?」刊登於《大紀元時報》英文版，作者賽德門（Bob Zeidman）擁有康乃爾大學藝術及科學學士雙學位。他也是發明家、矽谷多家公司的創辦人、小說家，近期著作是政治諷刺小說《善意》（Good Intentions）。
我對太空的熱情可說大大影響了我在科學和工程的興趣，引導我踏入這些領域。我畢業後第一份工作是設計電腦半導體晶片。我從小就學到，半導體產業的存在歸功於受到政府補貼的太空計畫。
從我有記憶以來，我就提倡自由市場，但我也支持政府出資補助研究計畫，從我蒐集的許多政府文件指出，要是沒有補助，半導體產業根本不會存在。
別誤會，我喜歡也支持太空計畫，雖然現在它不像以前一樣是冒險探索未知的領域。我也明白，多年來政府補助引導和促進了許多新科技的誕生，但其實半導體產業是在美國電信公司AT&T的研究部門──貝爾實驗室（Bell Laboratories）誕生的。
一群又一群科學家與研究人員組成了他們自己的公司，製造這項新奇的裝置，像是肖克利半導體（Shockley Semiconductor）、快捷半導體（Fairchild Semiconductor）、國家半導體（National Semiconductor）、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s）、西格尼蒂克（Signetics）與英特爾（Intel）等等。美國政府只是他們客戶群中的一個。
毫無疑問，半導體業的繁榮歸功於政府的太空計畫，但其實早在1940、1950年代，太空計畫只是甘迺迪總統腦中的小構想時，這些公司就已經存在了。
民主黨人跟進步派想要我們相信，科學與工程的進步非得由政府補助不可，記得歐巴馬總統的名言「這不是你一手建立的」嗎？
Google前董事長兼負責人施密特（Eric Schmidt）是歐巴馬的大贊助者和競選顧問，也是他各像總統委員會的成員，更是現任國防創新諮詢委員會的主席，這個組織由歐巴馬創立，而且全由學者及左傾科技業商人組成。
最近施密特宣稱美國政府在創新科技上「大錯特錯」，因為在研發上投資太少，尤其是中國（共）相比，但是政府灑錢真的就能刺激創新嗎？
投資還是浪費錢？
1980年代時，美國地表上最大的經濟威脅很明顯就是經濟成長飛速，製造又極富效率的日本。
在長期被指控科技山寨之後，日本決定挹注資金，以成為世界科技的領導者。
日本政府當時在第五代電腦系統（(FGCS）上投入數十億日圓，希望能產出下一世代的電腦硬體與軟體，結果發生什麼事呢？日本的經濟繁榮在1990年代化為烏有。日本以外的民營公司仍掌握大部分的電腦軟硬體技術。日本政府的錢之所以付諸流水，是因為政府永遠比不上民營公司與富有創意的個人，能領導科技進步。
施密特和其他美國科技領袖應該搞清楚，1980年，蓋茲（Bill Gates）和艾倫（Paul Allen ）把微軟（Microsoft）從小眾市場（Niche Market，或稱利基市場）推向全世界；艾里森（Larry Ellison）讓甲骨文（Oracle）成為全球資料庫領導品牌；谷歌（Google）在1990從一個大學研究計畫搖身一變成為史上最大的公司之一
這些實例告訴我們，當政府想投資新科技時，真正的突破誕生在車庫或宿舍中，來自才華洋溢的工程師及有瘋狂點子的科學家。
不幸的是，美國政府也在把錢往水裡丟，投資十億美元在量子運算和人工智慧。人工智慧當然是舉足輕重的科技，是投放廣告、搜尋引擎，以及基本上存在於任何網路或手機使用者溝通的基礎，而這正是它「毋須」政府大量補貼的原因。
人工智慧是每個美國科技巨頭及其他企業的骨幹，臉書（Facebook）、谷歌、微軟、亞馬遜（Amazon）及許多其他公司都需要這些技術，而且有足夠的誘因做投資，不用動到納稅人的錢。
量子運算的概念是打造一部以「電子的量子態來運作」的電腦。量子電腦運用海森堡不確定性原理（Heisenberg Uncertainty Principle）。換句話說，它比傳統電腦能更快產生出結果，但唯一的問題是這個結果是不確定的。
在物理學界，唯一糟糕的例子是弦理論（String Theory），該理論動用當今大學中大部分的理論物理學家，耗費政府巨額資金，但是40多年之後，卻還沒人設計出可以證明其正確性的實驗。有人形容弦理論「連錯都算不上」（Not Even Wrong），因為科學方法要求理論解釋未知的現象，但是弦理論過去40多年來卻一直在找可以解釋的現象。
重點計畫
大家通常把太空計畫和曼哈頓計畫（發明出原子彈）視為政府出資的成功案例，這些的確是好例子。政府出資對重點矚目的計畫確實很有效，尤其是戰時或緊急事故。太空計畫有清楚的目標，那就是打造火箭把人送上太空再登陸月球。曼哈頓計畫則是用特定物理原理製造出炸彈。
在疫情肆虐的當今，政府積極資助療法與疫苗相關研究。聯邦政府能用明確的目標串聯這些計畫，但是像「用綠能產生高效能源，使其在成本上能與化石燃料競爭」之類的模糊目標就不能。在危急時刻，政府的效率低落和裙帶關係可被視為商業成本的一部份，但納稅人不會想在其他時候接受。
如果計畫有清楚目標與時程，特別是在國難當頭時，政府出資研究的確大有幫助；但在其他時候，政府應該節制。長期看來，民間總是能做的比較好。◇
──本文「Government Funding of Science: When, Why, and How Much?」刊登於《大紀元時報》英文版，作者賽德門（Bob Zeidman）擁有康乃爾大學藝術及科學學士雙學位。他也是發明家、矽谷多家公司的創辦人、小說家，近期著作是政治諷刺小說《善意》（Good Inten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