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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今年2月施行健康碼，作為城市移動的證明，遭外界批評以防疫之名行監控之實。戰略學者蘇紫雲說，健康碼完全沒有隱私，是包著方便性的糖衣毒藥。華人民主書院董事主席曾建元則表示，中共藉疫情與健康碼，把社會信用制度延伸到防疫領域，進一步強化社會信用體系。
蘇紫雲表示，所謂健康碼包括所有個人的隱私資料，號稱是健康資料，但對所有行蹤的控管比原有的社會維穩體系更加細密。原本只追蹤個人的行蹤，隨時藉監控系統、手機訊號來定位個人，但現在健康碼把周邊接觸的人都串連起來，從個體監控到小群組監控更綿密、更完整，而且冠上健康碼的帽子。
蘇紫雲指出，中共十幾年來發展監控的邏輯都非常接近，藉由人民生活的方便性來包裝監控。像早期的電子錢包、監控系統，現在的健康碼，特色都是不會用嚴肅的名詞，讓民眾誤以為科技進步帶來方便性，把警覺性與抗拒力降到最低。
至於健康碼能夠施行是不是跟中國缺乏隱私，不尊重個人隱私權有關？蘇紫雲表示，健康碼完全沒有隱私。也就是它是包著糖衣的毒藥，它的糖衣就是方便性。
健康碼施行迄今中國仍然傳出疫情，還不時爆發本土病例。蘇紫雲說，那就是反證健康碼只是以監控目的為主，對疫情的影響效力非常有限，可說是七分政治、三分防疫。
數位社會控制延伸到防疫 目無法紀
對於健康碼與中共原定今年全面實施的社會信用體系，曾建元說，都是變相的數位社會控制。中共藉疫情與健康碼，把社會信用制度延伸到防疫領域，進一步強化社會信用體系。社會信用體系造成人民因不同社會評等，在公共領域從事活動或享有權利受到限制。
曾建元指出，民主國家如果要限制人民公共領域的自由權利，或受國家照顧的程度，都要通過立法才能實施，而且限制的範圍要符合比例原則。但健康碼或社會信用體系完全沒有經過立法，也沒有經過人民同意實施，從民主國家的角度來看，目無法紀、缺乏法治觀念。
國家成立的目的是為了照顧人民的生命、自由、財產、幸福。曾建元表示，健康碼很可能進一步強化中共對人民個資的掌握，且把它應用到人民日常生活中，作為限制享有國家公共服務、國家照顧，或懲罰的手段，大大違反國家成立的目的與精神。
曾建元提及，一般國家蒐集特定資訊，一定會告訴民眾用途。像台灣相關的資訊公開法（《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政府取得個人資訊必須告知用途，使用時如果超出範圍就變成侵權行為，政府也會違法。可是中共當局毫無這種觀念，對健康碼也沒有這種規定，而且健康碼如果出錯，因欠缺救濟與監督機制，恐怕會被不肖官員濫用圖利甚至犯罪。
威權國家侵犯人權 不足取法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G20峰會上提出以國際互相認證的「健康碼」，作為人員往來和貨物流通，曾建元表示，他不認為這種制度推行到國際間有什麼好處，因為健康碼是以人民的隱私權、人民對資訊自決的權利換來的，根本不足以取法。
曾建元表示，健康碼是中共對人民個資的設定、管制，應當只能限定在中國境內使用，「怎麼可以拿到國際上濫用。」每個國家的主權只限於自己的國境之內，健康碼若要適用其他國家，一定要經過中國跟其他國家協議、簽約，才能成為邊境管理的依據。如果沒有經過各國協議過程，健康碼就只是中國境內單行制度。
「如果有國家真的願意採用中國的制度，大概就是出賣了他們國家人民與主權的靈魂。」蘇紫雲說，健康碼或生物跡證，在民主國家推動時，都要經過嚴謹的監督，且國會制訂相關法律時，也會顧及使用目的與範圍，譬如健康碼只能限定衛生機關使用，其他政府機關必須經過法院同意才能調動資料。台灣早期推動使用指紋做機場通關鑑別時，也是拖了很久的時間。
蘇紫雲指出，西方國家數位技術絕對優於中國，只是因為對人權的尊重，所以會有很多行政與法律上的限制。但在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只是橡皮圖章，導致行政單位擁有無限的決定權。
歐洲對個資保護非常嚴謹，還制定號稱史上最嚴苛的《歐盟通用資料保護規則》（GDPR）。蘇紫雲說，的確，包括Google、Facebook只是把顧客的部分資料作為其他商業用途，就被歐盟告上法庭而且求償。
「威權國家特別是中國對人權的侵犯已經到原子化（地步）。」蘇紫雲指出，很清楚數位本身是工具，民主國家使用數位工具時，訂定很多安全規範保障人權，這是民主國家的價值，但「在威權國家就沒有這一套」，所以威權國家把數位科技原子化到個人極細瑣的事務，並與行為特徵結合做監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