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三人分別是:俄羅斯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白俄羅斯總統舒什克維奇(Stanislav Shushkevich)和烏克蘭總統克拉夫朱克(Leonid
Kravchuk)。他們在《別洛韋日協議》(Belovezha Accords)中寫道:「作為地緣政治現實和國際法主體,蘇聯不復存在」。
1991年的聖誕節(12月25日),時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正式下臺,並宣布蘇聯解體。
蘇聯解體三十年來,世界上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陣營——中國共產黨,對蘇聯解體的原因研究至今。澳洲廣播電臺(ABC)報導,中共撰寫了數千篇內部論文,舉行了學習會議,甚至製作了一部蘇聯垮臺的紀錄片。
中國問題專家、美國學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告訴《華盛頓郵報》:「他們(中共官員)早上醒來、晚上睡覺時都會想著蘇聯解體這件事。它影響著每一個重大決定。」
澳廣報導,蘇聯解體給中共帶來三大恐懼:社會主義計畫經濟與貪腐、開放資訊、顏色革命與西方影響力。
社會主義經濟與貪腐
澳廣說,早期蘇聯是美國的經濟對手,擁有巨大的製造能力,但最終貪腐摧毀了效率。到最後幾年,由於蘇聯與美國進行軍備競賽,捲入拉丁美洲、非洲和阿富汗的代理人戰爭,使得蘇聯的經濟陷入困境。蘇聯的計畫經濟是由中央控制的,有著效率低、浪費和貨物短缺等弊端。
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專家內格羅蓬特(Diana Villiers Negroponte)說:「盧布(蘇聯貨幣)只有紙面價值,蘇聯公民總共持有400億至4,500億盧布,但他們沒有什麼地方可花錢。商店貨架上幾乎沒有什麼消費品。」
北京意識到蘇聯的錯誤,於是拒絕了社會主義計畫經濟,並接受了所謂的「中國特色資本主義」。中共試圖用錢來控制民眾,追求像成功自由經濟體般的物質生活水準;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共擁抱西方的價值觀。
開放資訊
「開放」是戈巴契夫在1980年代中期,拯救蘇聯的最後一招。經過數十年的審查和資訊封鎖,戈巴契夫進行改革,以提高政府透明度和人民的言論自由。
禁書獲准放回圖書館,許多公民第一次了解到前蘇聯領導人史達林的暴行,俄羅斯人突然接觸到西方民主國家相對奢華的生活方式。
新的開放政策是在毀滅性的車諾比核災的同一年(1986年)通過的,俄羅斯民眾利用剛得到的言論自由,表達了對這場災難的憤怒。戈巴契夫後來說:「相較於其他事件,車諾比事故開啟了蘇聯放寬言論自由的可能性,甚至讓人們所知道的制度變得站不住腳。」
北京領導層內部的許多人認為,戈巴契夫在蘇聯垂死掙扎之際承諾的「公開透明」政策,是個致命的錯誤。考慮到這一點,北京領導層在管理中國境內的資訊流動方面更加專制。
中共利用了法律和科技的結合,建立了所謂的中共「防火牆」,阻止或限制人們觸及西方網站,包括臉書(Facebook)、谷歌(Google)、推特(Twitter)和維基百科。
顏色革命
中共將蘇聯解體的責任直接歸咎於戈巴契夫受到西方的影響。2013年,中共強制共產黨官員觀看紀錄片《和平演變》。該記錄片警告,如果中共屈服於「和平演變」,可能會面臨與蘇聯類似的命運。
中共領導人一直認為,美國正在緩慢且肯定在試圖推翻北京的領導地位,不是用炸彈,而是用民主價值觀。專家表示,一些中共黨員擔心如果讓西方文化占據主導地位,可能會在中國發生所謂的「顏色革命」。顏色革命一開始是出現在前蘇聯的反政府和平起義上。
中共官員在2015年的〈國防白皮書〉中寫道:「反華勢力從未放棄在這個國家煽動顏色革命的企圖。」一名北京高層官員表示,2019年香港的大規模抗議活動具有「明顯的顏色革命特徵」。因此北京一直試圖把周邊地區,包括臺灣、香港、新疆和西藏置於越來越嚴格的控制之下。
美國企業研究所亞洲研究主任卜大年(Dan Blumenthal)在他的著作《中國噩夢》中寫道:「雖然中國(共)正在採取行動,以實現它更宏大的雄心壯志,但它也面臨著深刻的內部問題和黨內日益腐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