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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智庫、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黃宗鼎表示，面對共軍犯臺可能，臺灣是否能主導認知戰走向，進而替友盟提供救護的名義，以阻卻後續侵略活動，絕非戰爭爆發後才要尋求的解答，臺灣須在「用名」認知作戰上時刻著力。
黃宗鼎3月22日在「國防安全即時評析」專區，以「認知作戰首重『用名』」為題，撰文分析反制認知作戰用名的威脅與重要性。
黃宗鼎指出，越南稱之「長沙海戰」的中越主權纏鬥「詮釋權」的認知作戰仍在繼續。由中國製作、至今仍在網路上流傳的宣傳影片，甚至將該海戰詮釋為「自衛反擊戰爭」，此無疑複製了1979年北京為中越邊境戰爭賦予「自衛反擊」名義做法。
黃宗鼎認為，一場戰爭的是非曲直，由於不同的價值判斷或各種錯假訊息的干擾與影響，實無法一言以蔽之。這不僅是新聞媒體的課題，即便是歷史學者多半為定調一場戰爭究竟是「義戰」抑或「兵禍」，也付出相當的時間成本與政治代價，因此戰爭在爆發當下的用名，可謂至關重要。
俄烏戰爭的「用名」之爭
黃宗鼎表示，相較於俄羅斯在戰爭發軔伊始，便鎖定使用「特別軍事行動」一詞，規避其戰爭責任，而烏克蘭官方自2月27日迄今在社群媒體上所用之語彙，諸如「俄羅斯入侵烏克蘭」（Russia Invaded Ukraine）、「俄羅斯侵略」（Russian Aggression）、「侵略烏克蘭戰爭」（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俄國攻烏戰爭」（Russia’s war against Ukraine）、「烏克蘭自由民主之戰」（its fight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普亭之戰」（Putin’s war）、「違反人道罪」之戰（a crime against humanity），無不在為俄羅斯貼上侵略者，甚至是帝國主義的標籤。
在國際社會方面，英國主要使用了「俄羅斯侵略烏克蘭」（Russian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歐盟主要使用「俄羅斯軍事侵略烏克蘭」（Russia’s military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美國國務院則使用了意涵更加完整的字眼──「俄羅斯聯邦對烏克蘭進行中的侵略」（The Russian Federation’s Ongoing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羅馬天主教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在3月13日則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行動是不可接受的「武裝侵略」（armed aggression）。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雖在聯合國譴責俄羅斯入侵案投下贊成票，但主要使用較為簡單的「烏克蘭情勢」一詞。至於中國，則主要使用「烏克蘭問題」、「烏克蘭危機」兩個用語，其規避「判斷是非曲直」之意圖十分明顯，也間接為俄羅斯撇清戰爭責任。
黃宗鼎分析，國際媒體較常使用「俄烏戰爭」（Russia-Ukraine War）或「烏克蘭戰爭」（Ukraine war, war in Ukraine, Ukraine at war），這兩個詞彙可說介於「特別軍事行動」與「侵略戰爭」之間，俱屬中立性之用語。此外尚有「俄國侵略烏克蘭」（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烏俄危機」（Ukraine-Russia crisis）及「俄烏衝突」（Russia-Ukraine Conflict）等。相較於後兩個用語，前一個用語無疑較站在烏克蘭立場，不過綜合來說，國際媒體在新聞標題上的「平衡報導」取向，已相當程度削弱了烏克蘭在宣傳此次戰爭本質上的認知作戰成效。
黃宗鼎進一步表示，面對共軍侵犯臺灣的可能變故，我方是否能主導認知作戰走向之關鍵，相信也將取決於詮釋戰爭本質的「用名」問題。
他說，在中共可能使用「祖國統一」或「反分裂國家」特別行動等名目，為其軍事侵犯行徑賦予正當性之情況下，我方要如何迅速反制，透過哪些平臺或機制來進行「用名」認知作戰，進而為友盟或任何可能外力提供適切的援助與救護名義，以阻卻共軍後續的侵略活動，此絕非戰爭爆發之後才要尋求解答之事務。透過這次俄侵烏戰爭，相信相關政府部門在認知作戰的SOP上都會有所更新升級。
黃宗鼎強調，「名不正則言不順」，認知作戰實乃詮釋權的角力，其作戰場域可謂無所不包，大至戰爭的命名，小至選用為我方所命名的「民主礁」，而避用北京在1983年另行命名的「黃岩島」，無不在從事「認知攻防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