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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世紀初開始，當美國在軍事上篤定要超越英國後，在經濟上超越英國就變得不可避免。美國不確定、而且常常不願發揮領導作用，但隨著1941年珍珠港遇襲，美國最終接受了世界政治領導地位。但在此之前，美國擁有文化統治地位已有將近一個世代之久。
這是第一次，新的全球領導者和前任領導者說相同的語言、具有相同的法律背景；新領導者曾經是英國的自治領地和殖民地，且兩者同為憲政民主國家。
這意味著美國的文化、道德和法律的發展將對全球產生巨大的影響，首先是在英語世界，然後在其他地方。其他國家可能受到美國《憲法》結構的影響，許多國家也的確如此。
美國開國元勛之一的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在治國模式上大體上是依循著英國《憲法》的權力分立（包括司法權）制度。
英國的法院一向尊重「不可依裁判解決」（non-justiciability）過於政治化案件的概念，所以人們都期望美國的最高法院會尊重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的作用，不會以解釋的名義對《憲法》進行有效的修改。誰也沒有預料到，大法官們或者他們中的大多數，會根據自己的意願解讀《憲法》。
激進司法
雖然，美國《憲法》結構的核心特徵是制衡機制的設置，以確保防止權力的濫用，但沒有人曾經想過有必要控制大法官們嚴重濫用權力。這些大法官的一些決定，曾讓最高法院變成一個無法控制和不負責任的最高立法機構。
最糟糕的例子是1857年的「德雷德．史考特訴桑福德案」（Dred Scott v. Sanford），最高法院的判決認為，非裔美國人，即使是自由的，也永遠不能成為公民，而且奴隸制度受《憲法》保護。結果促成了南北之間達成的《密蘇里妥協案》（Missouri Compromise）的解體。不幸的是，這讓美國走上了內戰的道路。（譯註：《密蘇里妥協案》是1820年，美國南部奴隸主與北部資產階級在國會就密蘇里地域成立新州，是否採取奴隸制問題所通過的妥協決議。）
隨著內戰結束，最高法院以其「隔離但平等」的著名裁決維護了種族隔離的合法性。「普萊西訴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 1896）的裁決，使得本應在內戰後取得的成就倒退，從而使真正的法律平等延後了半個多世紀才實現。
現在，在「多布斯訴傑克森婦女健康組織案」（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一案中，最高法院推翻了對《憲法》文本和含義的司法解釋，這種解釋並非起草《憲法》的人及採用這部《憲法》的國家的最初意圖。
美國最高法院中激進分子的表現，對整個西方國家的激進法官起到了開啟先例和鼓勵的作用，導致法院可能起到不負責任的立法作用。因此在澳洲的一個州，一名法官就曾促成類似的結果，巴西也是如此。
但是在法律的其他領域，我懷疑法官們是否也會將詮釋延伸到遠遠超過法律原本意圖的地步，而最高法院今年6月24日在多布斯案中的翻轉，將鼓勵堅守司法角色的法官們反對這種激進主義。
信仰之國
我們應該停下來問問，為什麼大規模的墮胎實際上由法官來立法？為什麼不由政治家來做，只有他們才能制定和提出立法。為什麼其他一些國家後來會仿效這種司法方式？
答案很簡單，因為如果不這樣就做不到這一點。在當時，任何一位支持類似「羅訴韋德案」立法政策的政治人物都會在選舉中失利，甚至可能在初選中失利。美國的初選相當於澳洲的預選，但比較民主，尤其是在共和黨中。
「羅訴韋德案」時期的美國，比大多數可相比的國家有更多宗教信徒，是一個信徒組成的國家，基本上是猶太－基督教國家，認識到這一點很關鍵。
這一點在今天隨處可見，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現代的世界。下面的說法可以討論，即如果人們不相信神，或者更可能的情況是「不知道神是否存在」，那麼「承認神很可能存在」是個很好的做法。
這是因為宗教信仰或信仰的唯一真正替代品不是理性主義。理性主義可以說涉及一種不同的機制轉移。
馬克思主義的衝擊與道德墮落
如果你完全清除了你信仰領域中的宗教信仰，其他信仰就會進來。當今西方最強大的教條是現代馬克思主義。拒絕與馬克思主義者合作的普羅大眾被種族、性和所謂「性別」受害者的流動盛宴所誘惑（譯注：「流動盛宴」一詞出自美國文學家海明威的著作名）。
馬克思主義的敵人，無論是古典的還是其現代變體，都是一樣的，是任何能比馬克思主義者獲得更大忠誠度或吸引力的機構或個人，顯然首先包括家庭和私人財產。
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1884年）中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者一直懼怕和厭惡作為獨立自主單位的家庭，這就是為什麼在共產主義國家裡，經常毒害孩子頭腦中對父母不好的想法。
馬克思主義的長期目標之一，就是減少家庭的影響和存在時間，特別鼓勵婦女淡化母親的角色，將其視為生活中偶爾的附屬品，母親的大部分角色表面上由國家接管。馬克思主義者說，只有這樣，婦女才能自由。
因此，美國最高法院對墮胎的鼓勵，引發了往後對嬰兒非同尋常的、大規模的殺戮。
然而，像「羅訴韋德案」這種實施暴行的裁決，還有另一個更令人不寒而慄的目的——剝奪或降低1973年那時候一般美國人對類似暴行的正義感和對生命的尊重。如果他們準備接受這種對無辜者的殺戮，就會接受更多的殺戮。正義感會變得麻木，尤其是在精英階層中。
不出所料，像迪士尼、網飛（Netflix）、摩根大通（JP Morgan）和亞馬遜（Amazon）等家喻戶曉的公司，現在為員工提供墮胎補貼，幫助她們打掉不想要的嬰兒。這是釋放自己站在道義一方的信號呢，還是透過不用休產假、不僱用母親來節省成本，還是兩者兼而有之？
儘管根據「羅訴韋德案」判決所做的事情帶給美國的是如此醜陋，但當人們幾年前看到墮胎業的管理者時，就像是一個給美國人及全世界的寓言故事。
2015年，頂級墮胎機構「計畫生育協會」（Planned Parenthood）的高層主管在談判出售完整嬰兒器官的合約時，被祕錄到他們在開玩笑。在其中一段影片中，蓋特（Mary Gatter）博士被指在為肝臟、肺和大腦的每個器官討價還價時開玩笑說：「我想要一輛藍寶堅尼（Lamborghini）。」這些影片不僅在全美國、而且在全世界引發了巨大的憤怒。
更進一步，從那時開始，全世界都目睹了殺嬰及安樂死的呼聲和進展，而這些安樂死甚至未經同意，或者是為了絕症以外的理由。
結果，這些通過「羅訴韋德案」的激進法官們不僅主持了對無辜者的屠殺，他們還將這種暴行正常化，使人們遠離宗教，接受邪惡，這種損失是巨大的。
「羅訴韋德案」的影響在全球範圍是極為惡劣的。在這個判決被逆轉的同時，它對基本的、人類生活道德感所造成的損失，特別是對生命的尊重，還能逆轉嗎？
──作者弗林特（David Flint）是榮譽法學教授，曾擔任澳洲新聞理事會和澳洲廣播管理局主席。原文「Global Impact of the Roe v. Wade Overturning: Can Respect for Life Be Restored Worldwide？」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