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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共的專家喬斯克（Alex Joske）近日出版新書，解析中共高度保密的國家安全部如何利用和操縱西方政商界菁英，將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力輸出到海外。
喬斯克是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的高級分析師，他的著作《間諜與謊言》（Spies and Lies）闡述了中共「最龐大的祕密行動，是如何愚弄世界」。
這本書的上半部詳細介紹了億萬富翁索羅斯（George Soros）受到在匈牙利建立的「開放社會基金會」（Open Society Foundation）的做法的啟發，在中共領導人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時代，為中共開展了類似的工作。
書中說，索羅斯及其合作夥伴梁衡（Liang
Heng）所設計的工具，是建立「中國改革開放基金」（以下簡稱「中國基金」），其目的是「支持文化、商業和科學研究，協助中國的改革開放」。在1980年代中國各派系間的政治博弈中，中國基金被迫與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CICEC）合作，後者自稱受中共文化部控制。
喬斯克說，索羅斯和梁衡很快發現，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與中國基金合作的背後，實際有著它自己的動機，即支持中共的政治行動，而不是支持中國自由化。
索羅斯後來與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的聯合主席于恩光一起結束了「中國基金」。于恩光被揭露是「對外祕密警察的高層官員」及中共國安部副部長。
喬斯克寫道，中共國安部查封「中國基金」的做法令人印象深刻，這表明該機構對於與最富有、人脈最廣的美國人打交道很有信心。該機構在接下來的十年變得更加積極、涉足更多國際事務，它將學到的東西應用於未來的行動。
而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則繼續存在，發揮著會見和祕密影響世界各地被招募的新菁英的任務。喬斯克說：「一些政治上較敏感的任務，如直接與索羅斯接觸，或冒充黨內的自由主義者與外國人會面，並獲得外國人士的信任等，都是這些官員的主要業務。」
中共利用西方菁英的野心
喬斯克還指出，中共國安部非常善於利用西方菁英人士的野心，他列舉了高盛公司前聯席主席松頓（John Thornton）的例子。
松頓退出高盛這家銀行巨頭之後，在中國的主要機構中擔任了多個重要職位，包括在著名的清華大學擔任董事。《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羅金（Josh
Rogin）曾說，松頓「與掌控中共的家族之間建立最可靠的、最高等級的網絡」，這影響了松頓對於「西方應如何處理與中共關係」的看法。
羅金寫道：「松頓對中國未來的看法，與中共國安部社會調查局向外國學者、外交官和西方菁英們宣揚的謊言如出一轍。2008年，他在為《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撰寫的文章中說，『中國共產黨正在積極考慮走向民主』。」
羅金認為，松頓的文章反映了中共領導層和中共國安局在幾十年前，就學會如何積極利用這種「對中國未來的樂觀態度」。
松頓曾不斷鼓動川普政府直接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交好。然而，這些推動美國政府與中共接觸的嘗試，還是比不上川普政府堅持對中共制裁的態度，以便糾正多年來中共竊取美國智慧財產權和美中貿易不平衡的問題。
據稱，松頓和幾位華爾街巨頭也試圖左右拜登政府的對中政策，但隨著各界批評中共的聲浪越來越高，這些嘗試也都半途擱淺。
中共利用菁英對中國的熱愛
此外，中共政權會利用西方菁英對於中國的熱愛，澳洲前工黨總理霍克（Bob Hawke）就是案例之一。1989年天安門廣場屠殺事件後，霍克感到非常不安，他因為讓4.2萬名中國公民獲庇護而聞名。
喬斯克說，天安門屠殺發生4年後，霍克收到了中共駐雪梨領事的信，信中邀請他訪問中國。霍克認為這可能會對澳中發展關係很重要，因此欣然同意。在中國，霍克受到中共前領導人江澤民和總理李鵬的接待和熱烈歡迎。
喬斯克寫道：「之後，中國（共）和澳洲領導人之間的特殊情誼又回到了正軌。霍克認為，雖然最終死於軟禁的（前總理）趙紫陽的命運『極其悲慘』，但與中共領導層建立關係的重要性仍然是第一位的。」
喬斯克補充，天安門問題最終被「掃入地毯之下」，不再被年年提起；而霍克繼續發揮著他重要和寶貴的作用，向世界各國推銷中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