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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在中國執政的共產黨一直依靠著一個極其重要的、保密的內部報告系統——內參，來了解被認為過於敏感而不為公眾所知的問題。但是，隨著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收緊審查制度並鞏固其統治，中共的學者和記者表示，即使是這個內部祕密報告系統，也難以再給出坦率的評估。他們說，由於缺乏信息渠道，北京當局越來越多地、憑藉主觀自上而下地做出決策，並且很少能夠得到來自下面的反饋，這損害了中國的利益。這一點反映在從中共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問題的立場，到對中共病毒疫情的處理方法等方方面面。
2019年底，當中共病毒首次在中國武漢被發現時，中共官方媒體新華社湖北分社的女記者廖君（音譯：Liao Jun）向兩個截然不同的受眾講述了兩個相互矛盾的故事。
廖君在向公眾報導的新聞中強调，該病毒不會在人與人之間傳播。但是在給中共高級官員的另一份機密內參報告中，廖君採用了不同的語氣提醒中共政府，一種神祕、危險的傳染病已經爆發。
她給中共高級官員的報告，是一個強大的中共內部祕密報告系統的一部分。長期以來，執政的共產黨一直在使用這個內參系統，來了解被認為過於敏感而又不願被公眾所知的問題。中國的很多記者和研究人員都需要向中共高層官員提交這種祕密公告，以確保中共高層能夠獲得執政所需的訊息，即使這些信訊息在公開的報導中會遭到新聞審查。
但是，十幾位中國學者、商人和國家級記者在接受美聯社採訪時均表示，隨著中共領導人習近平逐步鞏固他的權力，這個內部報告系統越來越難以提供坦率的評估，因為任何質疑黨的路線的說法，即使是在祕密報告之中，都會使記者本人面臨風險。
鑒於中共高層政治的隱祕性，目前還不清楚這種變化的影響如何。但其風險在於，從中共對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問題的立場，到其對中共病毒疫情的態度，在作出決策時，它都存在著訊息不足的問題，而可以獲得的、來自下面的反饋則更少。
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中國政治問題專家楊大利（音譯：Dali Yang）對此評論說：「手握大權的領導人變成了（這種情況的）人質。他們實際上像是生活在繭中：受到了保護，但也被屏蔽了本應開放的信息。」
中共高層獲得的這些內參報告中的內容，大多都被列為國家機密，其中包括在許多其它國家被認為是新聞業應主要報導的內容：腐敗、罷工、公眾批評、工業事故等等。
中國各地的報紙、智庫和大學都有自己的祕密報告渠道，向地方和省級官員發送情報。
但也有少數媒體，如新華社和中央控制的《人民日報》，會直接向中共的最高統治者提供情報。他們的機密報告甚至會導致地方及國有企業官員下臺、會改變某些政策，並因此發起諸如反對貧困和浪費等運動。
共產黨稱這個內部報告系統為祕密武器，將其視為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而將宣傳系統視為其「喉舌」。
佐治亞州立大學（Georgia State University）的中國媒體問題專家瑪麗亞·雷普尼科娃（Maria Repnikova）表示，那些撰寫內部報告的人往往是具有思想和批評性的。
但即使他們擁有國家的支持，也可能會因此面臨威脅或恐嚇。地方官員們會採取極端措施，以期阻止壞消息傳到他們的上級那裡。
阿爾佛雷德·吳（Alfred Wu）表示，習近平非常熟悉這種內部報告系統的力量。吳是一名前中國記者，當習近平在福建省執政時曾與他會過面。習近平當時一直努力加強自己與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記者之間的聯繫，因為這些媒體與北京高層有著直接的關係，並有能力影響他未來的前途。
吳回憶說：「他總是會與記者打成一片，與他們進行社交活動。習近平的街頭智慧對他幫助很大。」
2012年上臺後，習近平開始扼殺不同意見，並發起了一場反腐運動，將政治對手關進監獄。鎮壓行動使記者們更加謹慎地對待自己在內參中報告的內容。
一位因內參報告而知名、曾幫助扳倒了一家國有企業高官的新華社記者，現在已經不再發表文章。據他的一位親近助手解釋說，原因就是風險太大。
此外，這個內部祕密報告系統也很容易受到腐敗的影響。各地官員和商人都在試圖操縱它，以期為他們自己的利益進行遊說。在一次事件中，山西省官員向內參記者提供了現金和金錠，以便掩蓋一次造成38人死亡的煤礦事故。
習近平的打擊行動也許在某種程度上遏制了腐敗，但也使習近平的許多競爭對手被迫靠邊站，並使那些不願意在沒有高層明確許可的情況下採取行動的低層官員的工作陷入癱瘓。
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共政府對互聯網的控制越來越嚴格，這也使內參報告發生了扭曲。
幾十年前，官員們很少有辦法能夠知道普通人的想法，這使得內參報告成為了很有價值的觀察渠道。但《人民日報》曾寫道，互聯網「給了每個人一個麥克風」，它導致信息爆炸，也使得內參報告難以對海量網絡信息進行分析。
與此同時，互聯網本身也構成了一種威脅。批評者們能夠在網上聚集，藉此組織起來挑戰中共政權。
習近平解決了這兩個問題。在他的領導下，中共加強了大數據分析，以駕馭巨大的信息浪潮。
他還發起了一場打擊「網路謠言」的運動，並啟動了數以百萬計的網路審查員。最早被拘留的是一名指控中共官員腐敗的調查記者。
因此，雖然內部報告現在大量採用網上訊息，但由於互聯網本身已被嚴格審查，這可能會導致被送到高層的訊息出現扭曲。
一位現任和一位前任中共國家媒體記者都指出，在習近平的領導下，電子監控也變得無處不在。這使得對敏感訊息的分享變得更加艱難。因為他們沒有獲得授權向外國媒體發表講話，所以他們的上述表態都是匿名進行的。
因此，人們會選擇隱瞞關鍵訊息。而有時，這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在武漢病毒爆發的早期，新華社女記者廖君報導了八名「造謠者」因散布「虛假訊息」而被捕的消息。廖君據稱是首位將這些「良心吹哨人」稱為「造謠者」的中共記者。
事實上，這些所謂的「造謠者」都是醫生，只是在網上聊天時互相警告，一種可怕的病毒正在出現。廖君的報導阻止了其他人的發聲，迫使所有人都三緘其口，同時使得中共中央的領導人對於病毒的傳播視而不見。
中共國務院的訊息部門拒絕對此發表評論。新華社沒有立即對美聯社的置評請求作出回應。
關於中共病毒的故事說明了這個內部祕密報告系統的一個悖論。控制得越嚴，報告就越有價值。但同時，更嚴格的控制也將使中共更難以獲得可靠的信息。
對中國學者的採訪表明，當涉及到高層做出的決策時，現在已經幾乎沒有任何進行討論或糾正方向的餘地。
北京對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問題的公開立場是明確的：在習近平與莫斯科「合作無上限」的夥伴關係下，中共的官員們紛紛就莫斯科對西方的不滿表示同情，並將美國描繪成一個「虛偽的惡霸」，將北約描繪成「侵略者」。
而在私下的交談中，許多中國的外交政策專家都表達了與黨的路線不同的觀點。但他們說，這種多樣性的觀點都無法傳達給中共的領導人。
許多專家擔心，中共與俄羅斯抱團站在一起，已將中國與歐洲越來越疏遠。此前與歐盟達成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中歐）投資協議，現在看起來都已幾近夭折。而歐洲正日益將其對華政策同中共的最大競爭對手美國接軌。
中國的一位學者為了讓人們聽到他的觀點，甚至不惜冒了很大的風險。中共體制內學者胡偉（音譯：Hu Wei）3月分在網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批評莫斯科發起的這場戰爭，並指出北京應該站在歐洲一邊。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研究員趙通（音譯：Zhao Tong）對此表示，胡偉選擇在網上公開發表這篇文章，是因為他擔心，他的上司不會批准這樣一份內部報告。他認為，即使這篇公開發表的文章遭到審查，它也可能會引起高級官員的注意。
當時，有十多萬人在網上觀看了胡偉的這篇文章。但在幾小時後，該文章就遭到了封殺。
責任編輯：葉紫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