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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舞台主席列明慧指出，香港人無論身在香港或在海外，創作、出版都受到《港區國安法》限制。（國際特赦組織臺灣分會提供）六四事件已邁入第34年，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每年都會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舉辦六四燭光晚會，悼念六四受難者，但《港版國安法》2020年施行後，支聯會2021年被取締，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鄒幸彤被關押至今，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面臨十年刑期甚至終身監禁。
而六四書籍，也在2023年全面被香港公共圖書館下架。香港邊城青年祕書長馮詔天（Sky）說，香港陷入一個失語的狀態，這種失語的狀態，並不只是在一般香港的市民之間，香港政府、香港警方都不能提到六四，只能說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臺灣演出是否遇到阻撓？
六四舞台主席列明慧指出，香港六四舞台在2009年成立，是一個非牟利的表演劇團，成立的目的是希望用藝術和戲劇介紹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特別是喚起年輕一代對於中國民主發展的關注。
2009年到2021年共製作8齣公演舞臺劇。《5月35日》是六四舞台2019年最後一個公開演出劇目。因為《港版國安法》，在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下，六四舞台於2021年自行解散。
被問到臺灣引進《5月35日》劇目，是否遇到困難或阻撓？國際特赦組織臺灣分會祕書長邱伊翎說，沒有。在臺灣目前都還滿自由，包括播放任何跟香港有關的，如反送中紀錄片，在香港、中國都沒辦法播放，在臺灣可以順利播放，臺灣在言論或是表演藝術上保有自由，沒有受到任何阻礙。
國際特赦組織臺灣分會祕書長邱伊翎說，臺灣保有言論或是表演藝術自由，沒有受到任何阻礙。（國際特赦組織臺灣分會提供）邱伊翎認為，臺灣可能是最後一個說中文的領土，唯一還可以自由展演、討論六四的地方。《港版國安法》施行之後，臺灣在持續關注六四議題上，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列明慧也表示，在臺灣製作《5月35日》過程中，並沒有遇到任何困難。因為這在臺灣是合法的，而且臺灣是有表達、創作、出版自由的地方。但是香港人參與海外悼念六四的活動都是禁忌，會讓部分還留在香港的過去團體的製作人員，又或是有成員到臺灣參與粵語演出，還要回香港，因為《港版國安法》而有憂慮，恐懼確實存在香港人的群體中。
列明慧進一步指出，如果香港人在海外，發表了政府認為不適合的言論，可能有煽動、顛覆國家的意圖，都可以成為控告的證據。很多香港人，無論身在香港或在海外，都受《港版國安法》影響，創作、出版都受到《港版國安法》限制。
列明慧在英國並沒有收到警告或被監控，讓她不能繼續工作。但因為網路上的言論，返回香港的時候，可能會因《港版國安法》被拘捕，所以她決定留在海外繼續推廣《5月35日》，「我不會返回香港。」
《5月35日》在臺灣有中文版與粵語版的演出，邱伊翎說，粵語場的兩位讀劇的香港演員，承受滿大的壓力，他們的家人可能都還在香港，所以他們會用戴面具的方式演出，為了保護他們自己或是家人的安全。
除了香港演員受壓迫之外，導演鍾伯淵說，臺灣演員也會擔心，像有些演員或是團隊成員家人可能還在中國，最近新聞說世界到處都有（中共）祕密警察。這些事情其實很恐怖，就是無法知道它的判定標準是什麼，也無法知道它的傷害會到什麼程度。
天安門的母親加臺灣元素
《5月35日》從天安門母親的角度切入，並不是談論六四歷史。列明慧說，《5月35日》一開始構思，就是想寫天安門母親的故事，對象是給所有父母的孩子，也是給所有孩子的父母。從孩子的立場來看，假如是30年前犧牲了的學生，30年後在天堂依然看到父母受到嚴密監控，究竟是希望父母繼續為他爭取公義，還是希望父母忘記他？
反過來，從為人父母的立場來看，如果有一個10歲的小孩，會希望他學會、懂得分辨善惡、爭取公義嗎？因為在中共政權底下爭取公義，可能會被政權盯上、受到很多迫害。
香港邊城青年祕書長馮詔天（Sky）指出，香港陷入失語狀態，民間、規方都不能提到六四。（國際特赦組織臺灣分會提供）鍾伯淵認為，1989年6月4日已經成為一個符號，所講的就是極權的壓迫，無法平反的疼痛。臺灣近年來一直在做轉型正義，重新調查二二八白色恐怖的資料跟文件，或是平反等。讓二二八跟六四，甚至跟香港最近發生的問題結合，透過《5月35日》呈現，究竟誰被賦權，可以對一群人或公民進行傷害跟壓迫。
他說，香港版控訴的力量跟憤怒的感覺比較強烈。但如果是一個受壓迫30年的臺灣人就會避而不談或當作沒事，因為臺灣人的習慣就是「嘿麥講啦」，他們在講這些事情（二二八）的時候，會突然間停住，然後轉換到別的話題。這種壓抑、隱忍的力量，是臺灣版最大的差異。
鍾伯淵表示，國民政府來臺之後，五、六十年都在進行壓迫、戒嚴時期等，到最後大家已經很習慣不去明確的談這件事情了，也在過程中開始學習如何轉型、面對或談論，現在正是過渡的時間點。
臺灣版《5月35日》一方面面對歷史，另外一方面，引出隱形的壓力。鍾伯淵說，整個國家還在擺盪中，到底是要往中國靠近，還是要遠離中國。對劇團來說，如果到時候（2024年總統大選）是比較親中的政黨獲選了，會影響到劇團後續發展，依然有演員必須要用化名演出，他們很害怕這個議題會對他們未來有影響，這個壓迫依然存在。
「在我們可以用我們最大的力量，最自由的方式說之前，我們要不斷的說它，而不要當它有一天被禁止說出來的時候，我們可能就會真的失去了說它的最好時間。」鍾伯淵強調。
引用三首禁歌與《島嶼天光》
臺灣版《5月35日》在音樂方面，鍾伯淵表示，採用三首禁歌，其中一首是《熱情的沙漠》，它被禁的原因只是因為啊了一聲，被當時的政府認為太過淫蕩，就變成禁歌。這次透過演出當中的音樂來反映面對極權跟威權，是沒有任何依循可言，它認為不對就是不對，同時去理解它在導正國家風氣或是其他方面，是否已經矯枉過正或濫用權責。
《5月35日》導演鍾伯淵表示，他不認為臺灣人對於六四有點淡漠，而是大家會把六四記在心裡。（國際特赦組織臺灣分會提供）最後使用了《島嶼天光》，這首歌跟前面三首歌最大的差別是，《島嶼天光》並沒有成為禁歌，它在一個運動的背後支持抗爭，最後運動得以成功。鍾伯淵希望用這樣的歌曲跟意念去傳達，「終將一日我們可能都可以成功。」
臺灣人已經把六四內化了
「我不認為臺灣人對於六四有點淡漠，而是大家會把這件事情記在心裡。」鍾伯淵說，譬如他的朋友群或他自己，在雨傘革命之後，每逢六四，都會特別關注香港舉辦六四晚會，有沒有任何困難，臺灣人會默默在意的，像太陽花學運也是一樣，當臺灣人認為不是民主自由跟正常程序時，就會群起抗爭，（六四在臺灣）更像是內化狀態。
用選票制裁，或是進行民主遊戲，民主脈絡其實深植臺灣的人心。但如果今天破壞到整個系統時，鍾伯淵相信大家會站出來的，大家看待六四，已經用不一樣的方式看待它了。
邱伊翎也提到，中國政府越禁止、越打壓六四議題，反而讓更多的人想要了解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在中正紀念堂自由廣場的六四集會，人數從自由廣場牌樓下聚集少少的人，到2022年已經占滿了兩廳院的中間廣場，更多的臺灣人、在臺灣的港人，甚至是在臺灣的其他國家民運人士，對這議題關心的程度越來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