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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與會者誰不知道彭德懷的意見是正確的？誰不知道毛澤東的大躍進是荒唐、專斷的？但擁護不擁護毛澤東的路線是「忠」與「奸」、生與死的界線。當初趙高指鹿為馬，並非不知何為鹿、何為馬，而是為了左右輿論，結黨謀私，讓天下人盲目服從而不敢略有爭議。最後，彭德懷本人也不得不違心的在打倒彭德懷的決議上簽了字。正如鄧小平在文化革命後期不情願的保證「永不翻案」一樣。
由於人類社會總要靠已有的經驗來認識世界，拓展思維，而共產黨使人們對整個社會的經驗教訓所知甚少，再加上官方公共媒體的封閉消息，人們判斷是非的能力日見低下。下一代人對前一次運動中「慷慨歌燕市」的有識之士的理念、理想和經驗完全無知，只能靠零星的片段來了解歷史並判斷新的事物。自以為正確無誤，其實謬之千里。共產黨的愚民政策就是靠了這種方式而大行其道。
六、文化大革命──邪靈附體，乾坤倒轉
文化革命是共產黨邪靈附體全中國的一次大表演。1966年，中國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紅色恐怖的狂風咆哮，如發瘋孽龍，脫韁野馬，群山為之震撼，江河為之膽寒。作家秦牧曾這樣描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這真是空前的一場浩劫。多少百萬人連坐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跡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據專家們的保守估計，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達773萬人。
人們對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殺往往有一種錯覺，覺得這些大都是在無政府狀態下由造反運動形成的。殺人者也都是「紅衛兵」、「造反派」。但根據中國出版的數千冊縣志所提供的資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不是紅衛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級政府處於癱瘓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鬥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級革命委員會」已建立，毛澤東恢復了對國家機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在全國著名大屠殺案件中，濫施暴力、血腥殺伐的大多是政府控制的軍隊、武裝民兵和各級黨員骨幹。（待續，每週六連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