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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COVID-19，中共肺炎）疫情應對措施造成的弊大於利。這就是我的立場。」醫學人類學家巴多什（Kevin Bardosh）博士經過大量研究及分析後，得出上述結論。
國際社會應對新冠危機，四年過去了，我們在因應措施方面學到了什麼？如果未來再次爆發疫情，我們的社會又會如何反應？
巴多什是倫敦智庫「附帶全球」（Collateral Global）的總監，該機構致力於研究、了解及交流各國政府應對新冠疫情的干預措施，所造成的影響及附帶衝擊。他在英文《大紀元時報》資深記者楊傑凱（Jan Jekielek）主持的訪談節目《美國思想領袖》中，分享了他的研究成果。
醫學人類學家、倫敦智庫總監巴多什。（擷自《思想領袖》訪問）首次數位化全球危機
在新冠疫情中，巴多什觀察到「政策的多米諾骨牌效應」，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也是所有人親身經歷的危機，即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數位化全球危機：既有病毒傳播，也有資訊透過科技傳播，這引發了各種連鎖效應，包括恐懼的蔓延。
「全球逾150個國家實施封鎖，這是以前從未嘗試過的。這是一場政策實驗，在此之前，這些手段未被推薦使用。」巴多什說，「然而，我們看到中國、義大利、英國和美國都實行了封鎖政策，並受到特定科學假設和精英的引導，而貧窮國家則聽從這些建議。」
世界衛生組織2019年的流感疫情應對計畫，列出了世界各地使用的「非藥物干預措施」（NPI），建議「不要使用」學校停課、封鎖、測試和追蹤、邊境關閉等措施，因為這些措施的效益不大。然而恐懼卻讓全力應付病毒的人們希望這些措施能夠改變局勢。
「這（恐懼）背後是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即在公共衛生危機期間，反應過度是人類面臨戰鬥、危險的反應之一。我們經常用軍事用語來描述疫情的爆發，這種情況下就會產生一種群體和從眾心態。」但巴多什提醒，「我們應該追尋人們在平和時刻建構起來的經典智慧。」
另一個值得關切的問題是，如果是20年前，國際社會不會一面倒的實施封鎖措施，因為當時沒有足夠的數位基礎設施來支持在家工作。巴多什引述聯合國機構國際勞工組織的估計，在2020年4月全球封鎖最嚴重的時候，全世界實際上只有17%的人能夠在家工作。
巴多什分析，「我們可能認為封鎖是一個成功的措施，但實際上全世界只有大約5億人能夠真正待在家裡。從社會性質來看，這種史無前例的感染控制政策是不切實際的。」
中國與美國的集權化
主持人問到，疫情初期，武漢封城被中共視為成功經驗，後來其他地區也複製了這個方法，人們為什麼會認為這是可取的方法呢？
巴多什回應：「在疫情初期，英國《衛報》曾批評中國的封鎖措施，稱這是一場人權災難。但一週後，他們又說，英國需要封鎖。」
巴多什接著提到在中國及美國「中央集權」模式的興起，「有一件事必須意識到，那就是封鎖政策的起源也與數位化有關，也與中國在禽流感1990年代和21世紀初爆發時的應對有關，他們撲殺了數以百萬計的禽類，採取了非常嚴厲的軍事應對措施，這正是中國疾控中心逐漸成型的時期。
「然後在美國911事件後，布希政府推出了生物安全模式，包括大規模監控，及佛奇（Anthony Fauci）領導的國家衛生研究院（NIH）的權力集中。這種模式帶有一種特定的視角，認為這些生物威脅是對國家生存的重大威脅，這表現出一種中央集權的傾向。
「公共衛生部門採取了非常家長式的立場，認為自己最懂得如何應對：我們不相信民眾能夠理解風險，因此我們要告訴他們必須做什麼。這基本上扮演了警察的角色。問題在於，公共衛生領域的資訊並不對等，他們不了解你我的生活。其中最荒謬或最具說服力的反面例子是，有多少公共衛生官員違反了自己制定的規則。
「在公共衛生領域，威權主義立場與更古典的自由主義、公民社會理念之間，一直存在著緊張關係。」
封鎖措施的成本效益分析
從貧窮、糧食、教育的相關數據表明，「新冠疫情的應對措施弊大於利」。
巴多什列舉，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到2022年全球有4億人陷入貧窮；將2021年和2022年比較，有3.5億人陷入糧食不安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大約兩年前發布的報告估計，學校停課導致學習成績下降14%，這相當於中低收入國家中，每八名學生中就有一名未達到基本水準。
巴多什提出了更多對比：烏干達學校關閉了兩年，在該國北部非常貧困的乾旱地區，政府強制接種疫苗，而鄰國坦尚尼亞沒有這些要求，結果坦尚尼亞的情況更好。再如瑞典、尼加拉瓜沒有採取極端封鎖政策，總體來說他們的結果更好，因為民眾沒有受到這些附帶影響。
更諷刺的是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從疫情開始到2021年9月，世界各國政府為應對疫情共花了17兆美元，但其中只有8%流向了衛生部門。
「這又回到了政策應對的問題，各國政府到底在做什麼？他們正在努力應對其政策帶來的經濟後果。」巴多什說，「我認為確實需要做大量工作來思考，醫療保健系統如何更好的應對這些不可避免的呼吸道病毒激增，及正在傳播的其他疾病。我不同意動輒使用緊急狀態、過於極端的做法，但無論如何我認為需要有一些創新的思維，來應對疫情的情況。」
公共衛生機構的誠信危機
究竟有多少美國人因為免疫接種要求而失業及這些政策帶來的社會影響。據巴多什及其團隊的研究，這涉及「數百萬人」的驚人數字。
巴多什說，「回到信任問題上，這些人可能會對公共衛生機構終生心懷不滿，因為失業會帶來各種影響。這反映出新冠疫情中的一個諷刺現象：健康的社會取決於民眾理解『健康的核心是什麼』。然而在新冠疫情期間，公共衛生部門將原則拋到了九霄雲外。」
巴多什及其團隊手邊的第二項研究與監管有關，發現監管機構面臨科學誠信危機。
他們重新分析了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對莫德納（Moderna）疫苗的最初風險收益評估，特別是針對18至25歲的年輕男性。結果發現FDA模型中的假設非常不現實，而該風險評估卻是授權莫德納疫苗在美國使用的依據。巴多什的團隊以不同的參數重新分析後，發現風險收益的結論翻轉，呈現出負面結果。
巴多什認為，科學界需要進行大量的重新分析與反思，然而，他在許多流行病會議上表達的觀點經常被邊緣化。這使他意識到，「目前仍然存在著一個非常強大的疫情產業鏈，他們認為自己做得很好，並認為批評他們的人是在散播錯誤資訊。我認為這確實需要改變。」
在新冠疫情之後，七大工業國和二十國集團簽署所謂的「百日計畫」，下次若再有疫情，各國將封鎖100天，並在100天內準備好大規模接種疫苗；政府可能會依賴數位身分證和證書等數位基礎設施來落實計畫。該計畫還得到歐美科學界的支持。
「因疫情而發展出來的封鎖原則似乎成了政策的預設立場」，巴多什說，「因此，我的工作就是向科學界和政策制定者提出挑戰，讓他們思考，這個模式是否真的有助於應對新冠疫情發生時的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