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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不敢管、家長不信任?「校園倫理崩壞」突圍之道

隨著網路科技興盛、AI快速發展,教育場域也在急遽變遷中,校園中的倫理秩序正面臨重新建構的考驗。學生上學示意圖。(123RF)
隨著網路科技興盛、AI快速發展,教育場域也在急遽變遷中,校園中的倫理秩序正面臨重新建構的考驗。學生上學示意圖。(123RF)

文/楊世承(教育心理學博士)
翻開臺灣教育的歷史扉頁,從日治時期至戰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教師始終被賦予高度的社會威望與權威。華人文化中「不打不成器」的教養觀念,也在歷史長河中深深烙印於教育現場。

我曾服務於一所百年老校,翻閱過往的歷史照片,看見日治時期的教師穿著近似軍裝的制服,有些甚至佩帶武士刀,流露出一種不容挑戰的威嚴。在那個年代,學生與家長對老師的情感,或許更多的是敬畏,甚至夾雜著恐懼。

消失的時代尊嚴:從「不打不成器」到「恐龍家長」

時隔百年,隨著網路科技興盛、AI快速發展,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逐漸移轉至虛擬世界,面對面的情感交流與人際溫度似乎日益淡薄。教育場域也在急遽變遷中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教師權威式微、親師關係緊張、學生行為問題複雜化,校園中的倫理秩序正面臨重新建構的考驗。

近兩年來,「校事會議」的爭議更讓人深感憂心。原本立意良善、旨在處理疑似不適任教師問題的制度,卻在部分實務運作中,逐漸演變成校園各角色彼此對立的工具。教師、家長、學生與行政人員之間的信任關係受到侵蝕,甚至形成相互防備與攻防的局面。

這樣的現象並非臺灣獨有,韓國、日本與中國等鄰近國家,也同樣面臨教權弱化、家校衝突加劇及校園治理失衡的困境。當教育系統出現大量「恐龍家長」、「怪獸學生」以及行政支持系統失靈的現象時,其背後反映的其實是教育倫理與社會信任的全面危機。

戲劇透露警訊:老師只求自保,最終誰受傷?

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我看盡臺灣教育的興衰更迭。我擔心的是,若校園衝突持續升高,教師勢必採取自我保護的「防禦性教學」,減少師生互動、降低教育冒險與創新意願,甚至可能如韓劇《鐵拳教育》所呈現的情境,需藉由「教權局」等外部強制力量介入校園秩序。當教育逐漸從「信任與合作」走向「監控與對抗」,受損的將不只是教師尊嚴,而是整個國家的教育競爭力與社會資本。

教育社會學家Émile Durkheim曾指出,教育的功能在於將社會共同的道德規範與價值內化於個體,使社會得以維持秩序與凝聚力。換言之,學校不只是知識傳授的場所,更是社會倫理與公民精神培養的重要基地。當學校內部的信任關係崩解,教育便失去其作為社會整合機制的功能。

阿德勒給臺灣教育的處方:教育不是監控,而是建立歸屬感

以《鐵拳教育》為例,「以暴制暴」或許能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從長遠來看,卻可能使衝突層次不斷升高,形成惡性循環。阿德勒個體心理學認為,人是具有社會性的存在,教育的核心目標在於培養個體的「社會興趣」(Social Interest),使孩子能關心他人、建立信任、學習合作,並最終成為對社會有所貢獻的人。教育的本質並非懲罰與控制,而是透過鼓勵與歸屬感,協助每一個孩子找到生命的價值與方向。

同樣地,巴西教育家與哲學家Paulo Freire所倡導的「批判教育學」也提醒我們,教育應幫助人們意識到不平等的處境,進而採取行動改變現實,達成人性的解放。當前許多教師已逐漸感受到自身在教育結構中的弱勢處境,承受著來自制度、社會與輿論的多重壓力。心理學告訴我們,壓力愈大,反彈的力道往往也愈強。若我們無法正視這種權責失衡與角色失序的現象,未能重新思考學校中的權利、責任與倫理關係,最終受傷的將是所有人,包括孩子、家庭、教師與整個社會。

臺灣教育依然有光:用信任與尊重,融化校園裡的冰山

教育始終是人類翻轉命運最重要的途徑,也是社會進步最深層的力量。今天的臺灣教育確實面臨困境,但我依然如同阿德勒一般,對教育的未來抱持樂觀的態度。我相信,只要我們願意多一點傾聽、多一點理解、多一點合作,重新建構親師生之間的信任關係,並重塑學校應有的倫理秩序,臺灣教育仍然有光。

這道光,不只是照亮每一個孩子的成長道路,更是照耀整個社會的安定與和諧。因為教育從來不是某一個人的責任,而是全體社會共同的志業。唯有在尊重、信任與合作的基礎上,臺灣的教育才能重新找回溫度,並為下一個世代書寫更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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