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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現場】在時代轉折點 重新點燃英雄精神

美國國務卿盧比歐於希臘雅典衛城演講

2026年10月7日,美國國務卿盧比歐在希臘雅典的普尼克斯山(Pnyx hill)發表演說。普尼克斯山是古雅典人舉行民主集會的地方,背景是雅典衛城頂部的帕德嫩神廟。(Mark Schiefelbein/Pool/AFP via Getty Images)
2026年10月7日,美國國務卿盧比歐在希臘雅典的普尼克斯山(Pnyx hill)發表演說。普尼克斯山是古雅典人舉行民主集會的地方,背景是雅典衛城頂部的帕德嫩神廟。(Mark Schiefelbein/Pool/AFP via Getty Images)

文/林郁真 整理(台灣大紀元專題組)
本期「世界現場」精選美國國務卿馬可.盧比歐(Marco Rubio)10月7日於雅典衛城發表的重量級演說,這場演說巧妙的結合了希臘古典歷史與地緣政治,帶領讀者了解如何用傳統精神指引未來美歐同盟的戰略走向。

要選擇討好平庸的絕對安全,還是追求超越自我的卓越?

盧比歐以古希臘「向上建設」的精神,直擊當代西方社會的重大困境,解析了美國建國基因裡傳承的希臘古典價值。

他認為,真正的英雄氣概是相信榮耀和名譽,是願意為一項值得自己效忠的志業付出任何代價的人,他也呼籲西方國家重新找回勇氣、自信與主權,重塑古希臘文明撼動世界的堅強意志。

以下擷取演講的三大重點核心論述,讓我們一同在兩千多年的雅典遺跡前,重新思考西方文明的起源與新生。

古希臘精神對世界文明的影響

世界各地都有偉大的廢墟,它們是歷史似乎已經耗盡自身的地方、是遙遠文化的殘留,早已超越了活生生的記憶。

但雅典衛城不同。

數千年來,建造這座建築的文明,一直吸引著西方世界的想像力。世世代代的政治家、藝術家和哲學家都帶著驚歎與敬畏仰望它。

西元前480年,波斯國王薛西斯的大軍攻陷雅典並將聖所付之一炬,當時大多數雅典人已經乘船撤離,但仍有少數人拒絕離開家園,他們將自己封鎖在雅典衛城這座岩石堡壘中,從懸崖上推落巨石砸向波斯入侵者,但他們最終寡不敵眾,衛城被夷為平地。

雅典人回來後,收集了舊衛城破碎的遺跡並埋葬在原本山丘裡,幾十年後他們興建了帕德嫩神廟。25個世紀以來,帝國在帕德嫩神廟的陰影下興起又衰亡,而雅典和羅馬的子孫們,將他們的文明帶到了地球的各個角落。

希臘雅典衛城,中心是帕德嫩神廟,山腳下是希羅德.阿提庫斯劇場,約攝於1960年。希臘雅典衛城,中心是帕德嫩神廟,山腳下是希羅德.阿提庫斯劇場,約攝於1960年。(J. Russell Gilman/Archive Photos/Getty Images)

在美利堅共和國建立兩個半世紀之後,我作為美國國務卿在這裡作證:「這是一份無論歲月如何流逝、距離相隔多遠都無法抹滅的恩情。」

美國的歷史布滿了古代的指紋,希臘被雕刻在我們政府建築的高聳圓柱、圓頂和紀念碑中,而我們憲法誕生之城──費城(Philadelphia),本身就是一個希臘名字。

建立我國的先賢,深深著迷於從你們那裡繼承而來的遺產,他們鮮明的意識到自己在歷史中獨特的位置。許多人驚訝的發現,《聯邦論》(The Federalist Papers)中最常被引用的作者,不是啟蒙運動哲學家或政治理論家,而是記錄希臘和羅馬偉人傳記的希臘傳記作家──普魯塔克(Plutarch)。

我們多數人都熟悉這段基本歷史:雅典給了我們民主,柏拉圖(Plato,古希臘哲學家)和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給了我們西方哲學,我們的法律、美德與政治概念均成型於希臘城邦,甚至是政治詞彙如民主、暴政,而「政治」(politics)這個詞本身就起源於這裡。

在雅典,我們看見了日後將定義西方的所有基本特質,首度獲得完整展現:強烈的個性和不懈的雄心、大膽的探索和發明;對發現、冒險和榮耀的渴望;對世界及其運作原理永不滿足的好奇心;渴望了解自然奧祕並掌握宇宙的祕密。

這些不僅僅是哲學流派的箴言,而是一個民族的特質,表現在傳統、故事和想像,以及對公民的要求之中,也是他們為之生活、戰鬥和犧牲的事物。了解他們,就是了解我們自己。

希臘人不僅塑造了歷史,還給了我們「歷史」本身。

在別人向內看的時候,希臘人是第一個將注意力轉向外界的民族,觀察和記錄世界各地的傳奇,去追逐看到所有奇特和新事物時的悸動和榮耀。正是這種特質,推動西方去創造別人無法做到的事物,讓我們有別於許多把「穩定」與「溫飽」視為人生最高目的的其他文化與文明。

我們從希臘人那裡繼承的,是「未知是可以被認識的」的信念,這是一種信心,相信世界可以被繪製、測量,宇宙存在著一種理性的秩序,而人類是可以觀察、心智可以逐漸理解這些定律。

這是西方心智的基礎。它為耶穌基督的福音在歐洲找到沃土,也是基督教神學及自然法傳統的基礎。它孕育出一套對人類及其在宇宙中地位的共同價值觀。

它的後代將不僅共享自然秩序的理念,而且對美德、命運及真善美,對指示人類應該如何生活的準則,對值得努力追求的客觀標準與理想,有著獨特的理解。

對於古希臘人來說,追求卓越就是人類存在的原則。他們圍繞著競賽、雄心和競爭來組織所有的公民生活,在哲學與詩歌中,在雕塑與戲劇中,在體育與藝術中,在戰爭和政治中。

古典希臘城市是偉人考驗並證明自己的競技場,透過不斷奮鬥來磨練自己的潛能,成為最好、最強、最美的人,並努力向完美邁進。

歐美同盟的新願景

我們這個時代許多意識形態已走向「絕對安全」,追求沒有風險或失敗的世界,我們太常「向下建設」,把標準設計成確保無人會輸,更在意「最差者的舒適」而非「最優者的潛力」,讓最傑出的事物被平庸綁架。

而建造帕德嫩神廟的人,是「向上建設」的。他們認為,生命中最高和最高尚的志向是超越所有人,努力在所有事物上做到最好。

古希臘城邦充滿激情與競爭,正是在奮鬥中產生了藝術和哲學、政治和知識上的能量,古希臘人所說的「圖莫斯」(Thumos),代表激情、力量、勇氣、自豪之火,是偉大文明的核心,沒有它,國家就會失去戰鬥與生存的意志。

《忒修斯戰勝人馬獸》描述希臘神話中忒修斯參加拉比特族王子婚禮時,因遇上人馬獸醉酒鬧事,而跳到人馬獸的背上與之搏鬥的情景。《忒修斯戰勝人馬獸》描述希臘神話中忒修斯參加拉比特族王子婚禮時,因遇上人馬獸醉酒鬧事,而跳到人馬獸的背上與之搏鬥的情景。(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如今,西方有太多人已經忘了這種特質,對我們有別於世界其他地方而感到尷尬,並將繁榮視為愧疚,我們不再相信我們應得、並已經贏得了我們的偉大,「民族主義」成了一個骯髒的詞,甚至對自身的歷史感到羞恥。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開放了邊界、外包了產業,讓軍隊枯萎和衰退,並將國家主權讓渡給我們無法掌控的全球官僚體系。我們的軟弱留下了真空,讓對手在西方信心動搖時建立起自己的財富與權力。

我們正處於十字路口,下一個十年的選擇將決定西方是維持領先,還是走向萎縮與衰落。

我們必須選擇現在採取行動,否則將失去採取任何行動的機會。

在總統川普的領導下,美國選擇理直氣壯的追求國家力量,奪回關鍵供應鏈的控制權,讓經濟再工業化,重建國防,並在先進製造、超級智慧(SI)、晶片、航太與未來科技探索新領域。

古希臘人明白治國需要審慎與外交,但當審慎與外交失靈時,必須具備運用武力的能力,擁有自衛的手段,還需要讓人相信你願意使用它。這就是川普政府希望重新找回的古典政治觀與治國之道。

我們相信歐洲能從沉睡中甦醒,希臘在能源、移民與國防上已展現了模範盟友的姿態,落實了歷史性的國防承諾,跨大西洋的友誼不該是「零和遊戲」,我們必須有一個共同應對時代威脅的聯盟。

正如美國、丹麥與格陵蘭近期達成的新協議,將重塑北極局勢、強化整個北約的安全,讓整個歐洲、北約和美國都因此變得更強大、更有保障。

我們想要一起贏。我們必須一起贏。

英雄精神的重生

古希臘人深知,忠於自己的國家沒有什麼自私或不對,他們堅信偉人的理想,相信榮耀和名譽,古希臘世界的英雄,是願意為一項值得自己效忠的志業付出任何代價的人。

我們在蘇格拉底(Socrates)身上看到了這一點:即使以生命為代價,他也拒絕放棄對真理的探究;我們也在斯巴達三百勇士的抗敵傳奇中看到了這一點:他們拒絕了拯救自己的機會,選擇戰鬥到最後一人也不願棄守;我們在阿基里斯的史詩神話中看到了這一點:他面臨著選擇,為了追求永恆的榮耀而死。

正是這些特質,塑造了西方的道德想像。從基督教殉道者到為國捐軀的愛國者,從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到阿拉莫戰役,這種精神貫穿了美國《獨立宣言》的誓言:「我們彼此以生命、財產及神聖的榮譽互相誓願。」西方正是從希臘人那裡繼承了責任感,以及對行為準則與國家堅不可摧的忠誠。

雅典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西元前469~399年)。雅典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西元前469~399年)。(Archive Photos/Getty Images)

我們的英雄是那些在最艱難、最痛苦之時仍選擇忠於職責的人:受諾言約束的人,不願棄守崗位的士兵、傳說中與船共存亡的船長。

這與狂熱分子的「死亡崇拜」截然不同──我們的英雄可能願意為志業而死,但不崇拜死亡。正因為珍視生命,我們才認識到那些寧願犧牲也不願背棄原則的英雄氣概。

這些英雄氣概、榮譽與責任的觀念絕非理所當然,它們是一種獨特性格的產物。建造帕德嫩神廟的人,被歐洲基督教世界的建築師所繼承,他們建造了米蘭、科隆和佛羅倫斯的大教堂;感動米開朗基羅完善人體形態的追求、哥白尼與牛頓對宇宙結構的探索、麥哲倫與哥倫布的冒險,以及阿波羅登月之旅,皆源於對新知識與卓越的渴望。

在美國,同樣的傳統又煥發了新生,成為西方想像力和雄心偉大復興的舞台。希臘人對新視野的嚮往成為美國人的邊疆精神。雅典和羅馬的文明,將一個初生的沿海共和國轉變為一個橫跨大陸的帝國。

每一代最偉大的美國人都帶有他們祖先明顯的特徵:誕生於雅典,成形於羅馬,受洗於基督教世界,在中世紀歐洲中淬鍊,被賦予了英國人的自由天賦,然後被帶過大西洋,在一個新世界的海岸上重生。

我們正處於一個歷史和文明的轉折點,今天面臨的威脅,與古代戲劇性舞台上的威脅一樣真實。戰爭並沒有因為我們更愛和平而消失,大國競爭、侵略與恐怖主義等威脅依然真實。

因此,我們必須重建我們的機構和聯盟,目的不是為了廢除組成它們的各國主權,而是捍衛這些主權,各國不必為了承認共同利益而放棄自己獨特的認同,正如美國與希臘在國防、能源與邊境安全上建立的合作典範,保護歐洲邊界免受大規模移民的威脅是共同目標。

美國偉大的政治家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於1824年向國會發表一場著名演說,他首先呼籲注意周遭的一切,他說:「這種自由的政府形式,這種自由辯論和公開討論的實踐,甚至我們聚集的這座建築,都提醒我們:古希臘曾經存在,而我們深深虧欠於她。」

這些話在今天就像他當時說的一樣真實,不只是美國人,還有歐洲人和我們整個西方的朋友們,都必須重新學習先人從這個地方及其歷史中汲取的教訓。

希臘的歷史讓我們看見自己的形象:「我們是偉大英雄的繼承人,我們應該為出身感到無比自豪!」我們文明的故事是人類所知最偉大的故事,我們可以重新發現美德、勇氣和力量,來面對我們這個時代的危險。

關於【世界現場】:精選全球具公共價值的演說、對談與專訪,經編輯整理,讓讀者透過文字走進現場,理解影響世界的觀點與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