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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11月6日通過《中國反跨境腐敗法》，同日生效，把海外追逃追贓納入常設機制，由國家監察委員會統籌，並收緊外方在中國境內調查取證。專家警告，在中共主導查辦的體制下，這套機制可被用來追查失勢官員的海外資產，也為境外「勸返」和政治施壓異議人士提供新名目。
新華社報導，該法共6章47條，規定由國家監察委員會牽頭建立反跨境腐敗工作機制，外交、公安、司法、金融監管及網信等部門協同參與。新法將跨境腐敗劃分為五類行為，涵蓋境內向外國公職人員行賄、境外向中國公職人員行賄、中國主體在境外貪汙受賄及濫用職權，以及涉腐人員潛逃境外與資產外逃等情形。
新法明確要求嚴密監控公職人員違規獲取外國國籍、境外永居或長期居留許可，並完善其境外存款與投資的報告制度。還要求加強跨境資金監測，利用大數據、人工智慧整合資訊。監察、公安等部門還可採取限制出境措施，並透過國際合作查詢金融帳戶、凍結資產、搜查住所及追捕涉案人員。
新法允許北京在認定外國不當行使域外管轄、損害中國利益等條件下採取反制措施，也要求外方在中國境內進行反腐執法調查，以及境內機構向境外提供相關證據或資料，須經中方同意。法案同時嚴格規定，中方執法人員須對調查過程中涉及的國家祕密與個人隱私履行保密責任。
獵狐、天網納入常設機制
中國問題專家王赫接受《大紀元》採訪時指出，防堵資金外流，尤其是防止國有資產藉利益輸送流往境外，是北京擴大追查權的一個動機。過去的「獵狐」、「天網」主要靠專案推進。中共這次把分散的涉外規定和部門權責集中起來，由國家監察委員會牽頭，讓公安、財政、審計和反洗錢部門能在同一機制下共享線索。
中國前檢察官沈良慶把立法時點與中共二十屆五中全會重申「從嚴治黨」相連，視為這項黨內政策的立法配套。他向《大紀元》表示，中共在缺少引渡協議的地方往往只能逐案協商，既有行動的成效受到限制。
資深評論員橫河則注意到，新法通過當天即生效，有別於往常慣例，他推測這部法是為了懲罰某個人或某些人，「抓人時還沒有足夠的法律可用來懲罰，所以急需立新法。」
不過旅美中國作家、政論家陳破空11月7日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中共在已有「獵狐行動」、「天網行動」及國際刑警合作等追逃追贓機制的情況下另立新法，表面是為了製造反腐聲勢，「中共官員覺得老百姓不懂，只要有人反腐就好。」藉此鞏固中共黨魁習近平的統治基礎，迎合部分民眾的「清官思想」；一些人只看到習近平打擊貪官，卻不了解腐敗背後的制度問題。
查誰不查誰 最高權力一句話
陳破空認為，如果缺乏制度監督、新聞自由和司法獨立，反腐就無法觸及制度性腐敗。他指出，這部法律真正敏感之處，在於中共高層及其家族的海外資產。新法規定相關人員需保密，這就可能成為限制調查和資訊披露的工具，「比如說，辦案人員調查案件涉及到習近平家族國內外資產，他敢不敢辦？這些貪腐問題在新法解釋中就被視為國家祕密，屬於黨國機密，辦案人員還得負有保密義務。」
陳破空指出，如果調查人員在調查過程中發現其他高級官員也有海外資產，卻未經授權繼續調查或披露，調查人員反而會因違反黨紀而受到查處。這意味著新法主要針對中下級官員，不可能真正觸及政治局常委及國家領導人。即使高層官員遭到調查，也更可能是權力鬥爭的結果，或以此威脅政敵，而非反腐機制發揮作用。
他提到，退休政治局常委中，只有前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曾被查處，其他人則沒有受到類似追究，像是可能涉及馬興瑞的現任政治局常委李希，以及政治上曾經支持習近平的前政治局常委張高麗，至今沒有受到追究。他強調，中共反腐從來不是按照統一法律標準進行，而是由最高權力決定調查對象。
「不是看你做了什麼，是看你是什麼樣的人。」王赫認為，在中共領導反腐工作的架構下，「政治忠誠」和站隊仍可能左右誰被立案、誰被保護。對當局有意保護的高官，他擔憂海外資產線索可能以機密為由被擱置。對政治對手，北京則能動員更多部門追查資金、尋求境外協助。
他預判，新法將「成為權力鬥爭的一個合法化的工具」。財政、審計與反洗錢部門共享線索後，當局更容易追查中低層外逃官員及國企高層的資金流向，若資產所在國願意合作，凍結涉案財產也較有可能；至於高層官員和家屬，他認為新法的約束力「非常有限」。
中國律師章廷（化名）把問題追溯到中共制定法律的方式。他接受《大紀元》採訪時以「幫規」和「家法」形容這套法律，認為立法缺乏民眾充分參與和真正授權，制定和執行法律的考量，往往是為了維持中共統治與保護特權階層。他認為，在中共體制下，若案件未牽涉權鬥，新法對在任或退休高官及其家屬的影響可能有限。
親友或成當局施壓新目標
橫河指出，過去有些境外「勸返」透過跟蹤、威脅或向境內家屬施壓，迫使當事人回中國。他擔憂，新法會讓這類行動更容易被北京包裝成反腐執法。
王丹也認為，新法替爭議性的境外行動「穿上了一件法律的外衣」。他特別質疑，法律涵蓋部分行為發生在境外、結果落在中國境內的同類腐敗行為，可能給執法機關留下擴張解釋的空間。他以政治捐款、慈善捐款和學術交流為例，擔心當局可能從海外異議人士與境內親友的資金往來著手，將人列為案件關係人，再藉經濟調查施壓。
要外國配合 卻不許外國來查
在擴大中方境外追逃追贓許可權、尋求國際合作的同時，新法嚴禁外國機構未經中方批准在境內調查腐敗，王赫形容，這是「中美之間司法對抗的一個升級」。他以美國《海外反腐敗法》（FCPA）為例指出，若外方要求一家跨國公司提交在中國掌握的文件，公司可能同時面對外方取證要求和中方限制。
中國民主活動家王丹在播客節目《王丹學堂》也以內部審計為例，指出跨國企業總部若要查核海外交易，而中共監管機關同時以跨境腐敗為由要求取得審計資料，當地團隊將面臨兩套要求而難以適從。
陳破空認為，這項規定的核心目的，是防止外國司法機構調查與中共高官有關的海外資產和家族利益。
小國或許配合 恐養出新腐敗
新法在國際上能走多遠，陳破空表示，法治成熟的民主國家不會接受中方單方面設定的規則，也不會輕易配合中共追查官員及其海外資產的要求，反而更傾向於將其視為政治鬥爭的延伸。橫河也強調，外國原本就不願協助的案件，未必會因北京有了新法而改變立場。
「真正可能與中共進行相關合作的，主要是中亞、中東及非洲部分國家。」但陳破空認為，這類合作未必建立在司法公正的基礎上。中共可能通過提供資金或利益交換，要求有關國家配合抓捕特定人員、移交人員或追回資產，「中共通過對外行賄來解決權力鬥爭，內部腐敗又輸出新的腐敗。」他認為，如果想要建立真正有效的反腐機制，就應當拋棄一黨專政、建立民主制度，讓人民擁有選舉權，並保障新聞自由和司法獨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