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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花學運引起了許多台灣公民的民主意識，也有許多民主團體輩出，用自己的方式跟力量改變社會，如同柯文哲參選台北市長一樣，同樣身為醫師、基進側翼成員的陳信諭，也決定用選舉的方式改變社會，參選高雄市議員。
對於太陽花對社會造成的影響，陳信諭自謙地說，「我在318中的角色相當邊緣，主要都在高雄」、「沒有辦法對議場內外做分析」，當時太陽花學運不只是在台北的立法院，藉由網路的力量，成為全台灣公民的運動，高雄也是相當重要的據點。
陳信諭說，「在高雄團體內的異質性非常高，有學生也有老師，其實在整個組織運作後，中後期組織會相當鬆散，變成人事之間的磨合，雖然有一個共同的目標，但不代表喜歡跟大家共事」，其點出了太陽花後期一樣的問題，一個團體到最後難免出現分歧。
「追根究柢，就是這群人很難有組織者的自覺，因為組織者跟參與者是不同的，其實我覺得在318裡面，在整個動員的過程，看到很多是用情感對立式的，就是說今天要在短期內把高潮拉出來，需要聚集更多的人」。
陳信諭觀察到，當時太陽花在短期內凝聚了大量的支持者跟公民，這部分是靠一種情感的對立激化，如跟國民黨站在對立面，「這樣短期二元對立的方式，你是敵人我是好人，我要打敗你，所以我要短期動員更多人投入戰場去打敗你，然後用更多的淚水去對抗」。
這樣的動員方式，雖可短期爆炸達到想要的參與者數量，但是，陳信諭指出，「其實這樣是某種程度的消耗，整個組織在318後期，我們不得不面對現實，我們失去了一些目標」，雖然可以談的議題相當多，自經區與服貿議題等都可談，「但這些東西在他們回到現實後，很多的動力都消散了」。
民主深化需「組織者自覺」
陳信諭觀察到了一個現象，與民主鬥陣召集人王雲祥看到的東西不謀而合，他認為，在整個過程裡面，我們沒有一種在回到自己的生活結構中，也要持續深耕議題的「組織者自覺」，他舉例，學生回到學校其實可以深耕政治，從校園的問題開始去深化政治。
「可以在整個校園裡面，去談一些他在校園結構中遇到的一些壓迫，進而組織一群人去跟他面對一樣的問題，然後再去面對服貿、自經區那些更深更遠的問題」，陳信諭說，「我覺得我們一開始就談這些問題的話，對很多人門檻相當高的，唯有在他們的結構底下，在面對這樣的問題，才能夠真正深刻反省為什麼我會處在這樣的環境，那我要如何去改變？我個人有什麼樣的東西能去參與？」
陳信諭以自己參選的過程與想法為例，他指出，醫生的工時相當長，「我回到醫院這個結構的時候，我沒有很多的能動性，我的能動性幾乎是零，我下班之後幾乎就是睡覺，沒有辦法去參與等等」，他也觀察到，「我們要談整個組織的深耕政治，是一種理想，大家都可以想辦法在自己的結構中組織一群人，去對抗面臨的壓迫。」
「其實我所處在的結構裡面，醫生是一群很沒有階級意識的人，再加上他們的工時過長，4年才升任主治醫師，因此住院醫師被壓被磨的時間是一個過渡時期，所以很多人不會有這樣的意識，我們要去改變制度」，陳信諭以白色巨塔內的制度，道出了台灣社會的問題。
「為什麼在台灣的脈絡底下，深耕政治到最後會有侷限？」陳信諭發現，很多人回到體制內就無法再改變什麼，這才會讓他選擇用參選的方式改變社會。他指出，許多人會說，若大家都投入選舉，就沒有人改變社會了，許多人投入了選舉的路線中，就會被體制埋沒。
「可是要想我們怎麼避免，我們也看到了某種程度深耕政治的侷限，我們必須要在這樣的過程裡面，面對到這樣的問題」，陳信諭說，對他而言，「我看待選舉跟大家比較不同的是，選舉我寧可把它看為一種廣義的社會運動，因為選舉本身就跟社會運動一樣，就是意識型態的召喚，呼喚大家自我的權利，用自己的力量去對抗壓迫。」
尋找阿基米德點 重構體制
陳信諭指出，「地方政治某種程度上就是國民黨統治台灣的一個最重要的環節」，只要打破這個關係，才能再次重塑關於代議政治的想像，不然我們的民主就很難繼續推進，他也指出，現在很多人選擇參選立委，「但是我認為立委這個角色比較難以撼動地方政治的問題，沒辦法根絕國民黨在地方政治的力量」，他認為「必須要找出一個阿基米德點，不然的話，我們永遠都是看著國民黨威權的復辟」。
所謂阿基米德點，來自於物理學家阿基米德曾說，「給我一個支點，我可以撐起整個地球」，當時述說槓桿原理，而該支點被外界稱為阿基米德點，陳信諭認為，找到一個一個參政的支點，就能夠重構整個體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