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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評之七：評中國共產黨的殺人歷史
前言
一、殺人如麻
二、殺人手段極其殘忍
三、黨內殘酷鬥爭
四、輸出革命，海外殺人
五、家庭的毀滅
六、殺人模式及後果
結語
================
前言
中共建政55年的歷史是用鮮血和謊言寫就的歷史，而那些鮮血背後的故事不但慘絕人寰，而且鮮為人知。當今天的中國人在付出了六千萬至八千萬的無辜生命，以及更多的破碎家庭後，很多人仍然在想：中共為甚麼要殺人？當今天中共仍然在屠殺法輪功，甚至11月初還在漢源開槍鎮壓抗議民眾的時候，許多人也在想：中共是否有一天會停止殺人，學會用嘴說話，而不是用槍說話。
毛澤東在總結「文化大革命」時說「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再來一次。」說白了，就是七、八年再來一次運動，七、八年再殺一批人。
共產黨殺人是有其理論根據和現實需要的。
從理論上說，共產黨信奉「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下不斷革命」的理論。因此在建政後，它採取「殺地主」的辦法解決農村的生產關係；「殺資產階級」完成工商改造，解決城市的生產關係。這兩個階級殺完，經濟基礎的問題就基本解決了。上層建築的問題也要靠殺人來解決，包括鎮壓「胡風反黨集團」和「反右」以整肅知識份子；「殺會道門」解決宗教問題；「文革殺人」解決文化上和政治上黨的絕對領導權問題；「六四」殺人逃避政治危機，解決民主訴求問題；「迫害法輪功」解決信仰和健身運動的問題等等。這都是中共在強化其地位，維護其統治的過程中，不斷處理經濟危機（建政後物價飛漲、文革後經濟幾乎崩潰）、政治危機（有人對黨不服從，有人要和黨分享政治權利）、信仰危機（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事件、法輪功事件）的過程中，採取的必然反應。除了法輪功事件外，前面所有的政治運動，幾乎都是給中共邪靈充電、煥發革命鬥志的過程，也是黨的組織檢閱，凡是不符合黨的要求的黨員都被淘汰出局。
同時共產黨殺人也是出於現實的需要。共產黨當年靠流氓無賴殺人起家。既然殺開了頭兒，中間就絕不能停手，而必須不斷製造恐怖，使人民在顫慄中接受對手過於強大而只能俯首稱臣的現實。
從表面看，很多時候中共是「被動殺人」，好像是社會上一件「偶然」事件「偶然」地觸發了中共邪靈和中共組織的殺人機制。其實，掩藏在「偶然」後面的週期性殺人對中共來說又是一種必然，否則，「好了傷疤忘了疼」，過兩年不殺人，人們就會產生中共已經改良的錯覺，甚至像那些八九民運的理想青年一樣撲上去要民主。七、八年殺一次人，就可以不斷刷新人們對恐怖的記憶，也可以警示剛剛成長起來的年輕人——誰跟共產黨作對，誰想挑戰中共的絕對領導，誰想試圖恢復歷史的真實面貌，誰就要嚐嚐「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
從這點來說，殺人是中共維繫統治最必要的手段之一。在血債越欠越多的情況下，放下屠刀就等於把自己交給民眾清算。因此，中共不但要殺人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而且要使用十分殘忍的手段，尤其是在建政初期，非如此不能震懾民眾。
既然是為製造恐怖而殺人，那麼殺誰不殺誰也就毫無理性可循。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中共從來都是使用「群體滅絕」政策。以「鎮壓反革命」為例，中共並非鎮壓反革命「行為」，而是鎮壓反革命「分子」。即使一個人只是被抓丁當了幾天國軍，並且在中共建政後甚麼也沒做，一樣要處死，因為他屬於「歷史反革命」。在土改過程中，中共甚至有時會採取「斬草除根」的滅絕方式，除了殺地主之外，連地主的家人都要一起殺掉。
從1949年以後，中國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過中共的迫害，估計有六千萬到八千萬人非正常死亡，超過人類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
前言
一、殺人如麻
二、殺人手段極其殘忍
三、黨內殘酷鬥爭
四、輸出革命，海外殺人
五、家庭的毀滅
六、殺人模式及後果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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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共建政55年的歷史是用鮮血和謊言寫就的歷史，而那些鮮血背後的故事不但慘絕人寰，而且鮮為人知。當今天的中國人在付出了六千萬至八千萬的無辜生命，以及更多的破碎家庭後，很多人仍然在想：中共為甚麼要殺人？當今天中共仍然在屠殺法輪功，甚至11月初還在漢源開槍鎮壓抗議民眾的時候，許多人也在想：中共是否有一天會停止殺人，學會用嘴說話，而不是用槍說話。
毛澤東在總結「文化大革命」時說「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再來一次。」說白了，就是七、八年再來一次運動，七、八年再殺一批人。
共產黨殺人是有其理論根據和現實需要的。
從理論上說，共產黨信奉「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下不斷革命」的理論。因此在建政後，它採取「殺地主」的辦法解決農村的生產關係；「殺資產階級」完成工商改造，解決城市的生產關係。這兩個階級殺完，經濟基礎的問題就基本解決了。上層建築的問題也要靠殺人來解決，包括鎮壓「胡風反黨集團」和「反右」以整肅知識份子；「殺會道門」解決宗教問題；「文革殺人」解決文化上和政治上黨的絕對領導權問題；「六四」殺人逃避政治危機，解決民主訴求問題；「迫害法輪功」解決信仰和健身運動的問題等等。這都是中共在強化其地位，維護其統治的過程中，不斷處理經濟危機（建政後物價飛漲、文革後經濟幾乎崩潰）、政治危機（有人對黨不服從，有人要和黨分享政治權利）、信仰危機（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事件、法輪功事件）的過程中，採取的必然反應。除了法輪功事件外，前面所有的政治運動，幾乎都是給中共邪靈充電、煥發革命鬥志的過程，也是黨的組織檢閱，凡是不符合黨的要求的黨員都被淘汰出局。
同時共產黨殺人也是出於現實的需要。共產黨當年靠流氓無賴殺人起家。既然殺開了頭兒，中間就絕不能停手，而必須不斷製造恐怖，使人民在顫慄中接受對手過於強大而只能俯首稱臣的現實。
從表面看，很多時候中共是「被動殺人」，好像是社會上一件「偶然」事件「偶然」地觸發了中共邪靈和中共組織的殺人機制。其實，掩藏在「偶然」後面的週期性殺人對中共來說又是一種必然，否則，「好了傷疤忘了疼」，過兩年不殺人，人們就會產生中共已經改良的錯覺，甚至像那些八九民運的理想青年一樣撲上去要民主。七、八年殺一次人，就可以不斷刷新人們對恐怖的記憶，也可以警示剛剛成長起來的年輕人——誰跟共產黨作對，誰想挑戰中共的絕對領導，誰想試圖恢復歷史的真實面貌，誰就要嚐嚐「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
從這點來說，殺人是中共維繫統治最必要的手段之一。在血債越欠越多的情況下，放下屠刀就等於把自己交給民眾清算。因此，中共不但要殺人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而且要使用十分殘忍的手段，尤其是在建政初期，非如此不能震懾民眾。
既然是為製造恐怖而殺人，那麼殺誰不殺誰也就毫無理性可循。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中共從來都是使用「群體滅絕」政策。以「鎮壓反革命」為例，中共並非鎮壓反革命「行為」，而是鎮壓反革命「分子」。即使一個人只是被抓丁當了幾天國軍，並且在中共建政後甚麼也沒做，一樣要處死，因為他屬於「歷史反革命」。在土改過程中，中共甚至有時會採取「斬草除根」的滅絕方式，除了殺地主之外，連地主的家人都要一起殺掉。
從1949年以後，中國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過中共的迫害，估計有六千萬到八千萬人非正常死亡，超過人類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