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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鎮反與土改
中共在1950年3月發出了《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稱「鎮反」運動。
與歷代皇帝登基後大赦天下不同的是，中共甫一上台就舉起屠刀。毛在一份文件中說，「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張旗鼓地殺反革命」。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又指示說除掉浙江和皖南外，「其它殺得少的地區，特別是大、中城市，應當繼續放手抓一批，殺一批，不可停得太早。」毛甚至批示說「在農村，殺反革命，一般應超過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應少於千分之一。」以當時中國六億人口計算，毛一道「聖旨」就有至少六十萬人頭落地。至於這「千分之一」的比例是怎麼計算出來的無人能知，大概毛拍拍腦袋，認為有這六十萬人命墊底，人民的恐懼也就初具規模了，於是就下達了這個指標。
至於說被殺的人是不是罪當至死，則完全不是中共要考慮的問題。1951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分子條例》中規定，連「傳播謠言」都能「斬立決」。
與如火如荼「鎮反」運動同時的，是同樣如火如荼的「土改運動」。實際上，中共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就在其佔領區開始「土改」。表面上是實現類似「太平天國」「有田同耕」的理想，實際上真正的目的卻是要找藉口殺人。中共黨內後來的第四號人物陶鑄提出「村村流血，戶戶鬥爭」的土改口號。也就是每村都要槍斃地主。
本來土改完全不必殺人，同樣可以採用台灣政府那種贖買的方式，但依靠土匪和流氓無產者起家的中共只懂得「搶」。搶了人家的東西，又怕人家記恨，索性斬草除根。
（大紀元資料室）土改時最常見的殺人方法是鬥爭會，給地主富農編造一些莫須有的罪名，然後問台下怎麼辦。台下也安排好了中共黨員或積極份子，領頭高喊「該殺！」，於是地主富農就被就地處決。當時農村裡有些田地的都被定為「霸」，經常欺壓百姓的叫「惡霸」；經常修橋補路興學賑災的叫「善霸」；甚麼也不做的叫「不霸」，這種劃分並無實質區別，因為不論哪一「霸」的結局常常一樣──當場處死。
中共公佈到1952年底，消滅的「反革命分子」是240餘萬人，實則遇害的國民黨縣長以下至地方甲長的公教人員及地主最少在500萬人以上。
這種「鎮反」和「土改」有幾個最直接的功效：第一、過去中國的基層權力組織基本屬於鄉村宗族自治，鄉紳成為地方的自治領袖，中共通過「鎮反」和「土改」殺光了原有體系的管理人員，實現其「村村都有黨支部」的農村全面控制；第二、通過土改和鎮反搶劫大量錢財；第三、通過對地主富農的殘酷鎮壓達到震懾百姓的效果。
（二）「三反」「五反」
如果說「鎮反」和「土改」主要針對農村基層的話，接下來的「三反五反」運動就是城市中的屠殺運動。
「三反」是從1951年12月開始的針對中共內部幹部腐化而開展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當時也處決了腐敗幹部，但緊接著中共認為其幹部變壞都是資本家引誘的結果，於是在次年一月開始「五反」，即「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五反」實際上就是搶資本家的錢、甚至是謀財害命。當時上海市長陳毅每天晚上在沙發上端一杯清茶聽匯報，悠閒地問：「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實際上就是問又有多少商人跳樓。「五反」運動使所有資本家在劫難逃，所謂「反偷稅漏稅」是從光緒年間上海開埠算起，資本家傾家蕩產也交不起「稅」，想死又不能跳黃浦江，因為會被說成去了香港，家屬還要繼續被逼迫，只好跳樓而死，讓中共看見屍體好死了心。據說當時上海高樓兩側無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來的人壓死。
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數據，在「三反五反」中，有32萬3千1百餘人被逮捕，280餘人自殺或失蹤；在1955年「反胡風運動」中，有5千餘人被牽連，5百餘人被逮捕，60餘人自殺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隨後的「肅反」運動中，有2萬1千3百餘人被判死刑，4千3百餘人自殺或失蹤。
